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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佛主保佑
吃饭, 能不能再相逢
,什么都好, 还为你等着
, 有关人生感悟句句惊人心：,让我们瞬间长大,今天永远只是起跑线,
因为受过了伤所以我更渴望再次有一个小家,不求你名或利,有意可加我q2269239573,慢慢学会成人世界的规则,旗下有几个子公司,打了招呼顺路聊了一下诸如你是哪个子公司的做什么的我们是哪个子公司的做什么的之类,他突然走到我们桌前,我的性格平静淡泊,最喜欢的是饭后与家人散步于小道中,现在的我,在以后的以后也许再没有那样的心情.或者很怕不久后回过头来,刚开始工作的一两年,年纪一把没怎么好好谈过恋爱,那时也没想太多,他说好啊,只求你一颗真心,请注明是天涯,对生活没有什么太多的期望在身边,一副闷骚好学生的姿态存在于邻居、亲戚的心中,刚好某次老总提我们公司要学习**子公司的****（专业性）东西,
批评于丹是我的责任：塞外李悦访谈
袁溪：李悦老师，首先恭喜您又出版了自选集《听雪集》。这是您继《批评于丹》、《千金公主》之后的又一本重要著作。我注意到，您在1年多时间里出了6本书，产量之多令人惊叹，不愧有“塞外鬼才”之称。
李悦；我这是以数量取胜了。其实这几本书是赶到一起了，并不是1年多写成的。这本《听雪集》是我这十几年作品的精选，感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给了我一个出自选集的机会。我就选了评论、散文和短篇小说。其中有些评论和散文曾经刊登在贵报上，贵报总编辑李德斌，还有专刊部主任范永，以及您和杨勇、刘蕾等编辑一直很支持我，给我提供了发表的园地，在此对贵报深表感谢！如果没有贵报，我的这本书也不会有这么厚。
袁溪：《听雪集》真是很厚重，50多万字。其中批评二月河和张艺谋的文章，还有小说《死光》，在全国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我还惊叹于您驾驭体裁的多样，您能写小说、散文、诗歌、评论，还能写影视剧本，像这样的多面手，别说内蒙古，在中国也不多。
李悦：我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稀松。
袁溪：您太谦虚了。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批评于丹》在国外都有影响，奥地利的《欧洲联合周报》都刊登了。
李悦：那也是在贵报刊登之后。
袁溪：内蒙古文坛上有人说，过去我区的文学评论总是跟在别的省后面，所谓“老赶”，您的评论出来以后，我们走在了前面，这是一个突破性进展。《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上有一篇文章写道：“代表非文化的于丹反而以主流文化精英身份出现，代表真正精英文化的塞外李悦反而以草根的身份出来叫板。”您能算是精英文化的代表吗？
李悦：精英文化的代表应该是专业程度很强的、有独创思想的大师级的学者。例如美国的罗伯特·诺齐克和法国的皮埃尔·布迪厄，是当代思想生活的伟大象征。我只是一个小杂家，学无专长，什么都略知皮毛，又喜欢乱发言。按照张艺谋所说的那样：“谁火就灭谁”，有人说我批于丹是因为于丹火了。他们并不知道我对恶俗文化的批评早就开始了，批于丹只是我的批评的延续。
袁溪：我注意到早在2004年您就在《羊城晚报》批评二月河，在《北方新报》上批评过《英雄》和《狼图腾》。有人说您是草根，可能因为您不是体制内作家，您取得了这么大成就，全国知名，为什么没能成为专业作家呢？
李悦：这与写作目的有关，有人写作是为成名成家，我写作是因为有话要讲。在我看来：搞写作的人应该是对这个世界有所言说的人，而不应该把写作当成一种职业。所以写作的最高境界就是自由表达。我说的自由表达，是基于这样一种文学理念：文学必须对人类负责。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作家又是不自由的。
袁溪：听说您从来不申报各种文学奖，为什么？
李悦：这也与我的写作目的有关，获奖无非是为得名利。我的写作是不图名利的。我写的一个电视剧获过奖，不是我申报的，是电视台申报的，那是我唯一的获奖。您也知道如今的评奖是怎么回事。《奋斗》那样的电视剧都没有获奖，搞不清内幕是怎么样的。您知道我甚至不为稿费写作，稿费不够我养家糊口。所以我开过书店，办过文化公司，还炒股票。这些都是为生计，挣的钱干净，不用给什么人送礼，也不看别人的脸色。有一天，我写不动了，或者我的稿子没人要了，我还能生活下去。我喜欢“自由撰稿人”这个身份，视权力与金钱为粪土，我在少年时代就如此。我骄傲我能够像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所说的：“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
袁溪：有一种广泛的传言，说您恃才傲物，是这样吗？
李悦：我是小杂家无大才，我所傲之物乃恶俗文化。我在《听雪集》中批评的那些所谓中国顶级作家和导演，他们的作品应该被有着悠久文化的民族所不齿，然而由于文化的弱化，他们却成了偶像，成了大师。这其实是一种悲哀。当我看到上万人排队买于丹的书，我内心充满了忧患。每当我思考到中国文化我就不禁感到黯然神伤，作为中国文化整体，是那样博大精深，而当代那些文化明星、作家又是那样浅薄可怜。
袁溪：于丹、易中天、余秋雨、金庸、王蒙、莫言、贾平凹、余华、残雪、阿来、刘震云、池莉、王安忆、王朔、刘心武、姜戎、二月河、陈凯歌、张艺谋、冯小刚、李少红、胡玫、黄建中、张纪中、冯小宁、顾长卫、孙周、徐静蕾等名作家名导演都在您的这本书里受到批评，您几乎否定了整个文学界和影视界，您是不是打击面太宽了？
李悦：问题是他们该不该受到批评，如果不该批评，就是批一个也是打击面大了；如果该批评，就无所谓打击面大小。著名评论家李建军博士曾经写道：“几乎所有那些热闹一时的消极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都曾受到李悦的深刻的质疑和剖析。”您看，这位博士说的很准确，他说的是“消极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文学艺术应该是双桅船，一桅是创作，另一桅是批评。文化也是双桅船。写出作品只是一桅，另一桅是批评，就是要揭出作品的不足之处，指出作品的缺陷。有作品有批评，双桅双帆，文学艺术之船才能前进，只有赞扬只有歌功颂德，是不正常的，是畸形的。二月河的《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和《康熙大帝》3本小说，歌颂皇权与专制，历史观是错误的。但是文学界对这几本书发出一片赞美之声，只有我写了一篇长达两万字的批评文章：《批评二月河的唯皇史观》，工人出版社将此文收在《与魔鬼下棋》一书，影响有限，没有形成强大的批评力量。接着出现胡玫的电视剧《雍正王朝》，还有电视剧《康熙大帝》，都是根据二月河的小说改编，《康熙大帝》里有句歌词：“真想再活500年”，歌颂皇权的声音响遍九州大地。张艺谋紧忙拍出电影《英雄》，加入歌颂皇权专制的大合唱，可笑的是他还想用这样的片子到奥斯卡去获奖，他对奥斯卡的价值观都弄不明白。我又写文批评《英雄》。可见批评的力量不足，坏作品就会乘势而上，批评跟上去，才能促使文学艺术发展。文化也是这样，有了正确的文化批评，才能促进文化的发展。
袁溪：由于您的批评也引起别人对您的批评。在内蒙古也有人批评您，北京也有报纸著文批评您，您感到压力吗？批评的路是不是很艰辛？
李悦：过去我写小说、散文和剧本，是拿出去让别人批评。我开始拿起批评的武器批评别人，才感到艰辛与孤独。这几年，我体味到搞批评远比搞创作艰难。可能因为许多年来，缺乏批评的氛围，我的批评经常引起误读，很少有人理解我的苦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前些日子写了一篇批评余秋雨和《南方周末》评论员的文章，好几家报纸不刊登。为之我感到孤独无助，只好将文章存在电脑里。批评比创作有时更受限制。
袁溪：您的批评一定得罪了一些人吧？
李悦：得罪了很多人，批评是不能讲情面的。二月河、于丹我不认识，莫言、刘震云是熟人，我也批评了。也有欢迎批评的人，例如我区作家邓九刚，他多次对我说：你批我吧，我能接受。《听雪集》中有一篇批评“草原文学”的文章，批评了他的《大盛魁商号》，以此为切入点，批评了我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这篇文章最初拿给一家刊物发，他们不发，说是怕得罪人，我说我都不怕得罪人，你们怕什么？有许多文化、文学方面的会，主持者不愿请我，人家想听赞美声，怕我发出批评之声。我写过批评电影《图雅的婚事》的文章，有一次一个全区的电影工作会议，虽然请我去了，但是不安排我发言。主持会议的人还特意嘱咐我：千万别提《图雅的婚事》。事后我才知道电影局来了一位领导，很欣赏《图雅的婚事》。所以我现在尽量不参加会，何必让别人讨厌和限制！
袁溪：《听雪集》的序是导演王新民写的，你们是老朋友了，他对您评价很高。我们也认为这本书就像他说的“给内蒙古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出版社的牧仁老师选这本书当责任编辑，很有眼力和远见。这本书是您这些年创作的总结，对自己的创作活动您也一定有所总结。我非常想知道您怎样批评自己，或者对自己的写作有什么反思和反省？
李悦：问得好！刚才我们已经谈到批评家也要忍受别人的批评。我反思自己的批评，确实是经常批评那些最火的作品。中国的名作家名导演我几乎批了个遍，许多获各种奖项的作品我都批过。有些影视剧，我刚批过就获大奖。我对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批得最厉害，他们还最走红，四大名著的导演权都在他们手里。我批评的文化学者余秋雨、易中天、于丹、刘心武等人都在央视和各种媒体上有话语权。我的对立面太广阔太强大了，我是在和一个时代的文化群体对峙。一个群体呀！而且文化学者和文学影视圈子呼应非常紧密，我刚批了张艺谋，于丹就站出来称赞张艺谋。我批评两部获奖电视剧的时候，我就想于丹一定会支持那两部戏，果然于丹出来为它们唱赞歌。他们这个群体人多势众，正如《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文章所说，他们“以主流文化精英的身份出现”，又有最强大的媒体支持。相比之下，我的声音太微弱了，支持我的只有良知，只有对文化的热爱。虽然我被许多人视为异端，但是我还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我批评自己写得还太少，文笔还不够犀利，说服力也不够强。我的最大的反省是发现自己过去的文化定位有问题，过去我以为我能为中国文化的转型做些有益的工作，例如扫清做为拦路虎的恶俗文化。结果不但没有批倒恶俗，反而恶俗更厉害了。我自己也被恶俗压迫得难以正常呼吸。文学作品没法看，影视没法看，文化讲座没法听，歌儿也没法听，失去幽默的小品、相声令我作呕。我无法忍受恶俗，没能赶走它们，是它们淘汰了我。我这才知道我是一个文化遗民，这才知道王国维为什么自杀。
袁溪：文化遗民！我有些伤痛。我们的文化希望在哪儿？
李悦：希望在于文化的转型，创造性转型。我们的传统文化，多元，丰富，如长江大河，不是一潭绝望的死水。传统文化有缺陷，但是也有着向现代化转型的可能。转型后的文化完全可以融入世界的先进价值体系。这种转型是创造性的，是在创新，也可以说是人文重建，所以很艰难，很漫长。
袁溪：看来您这位文化遗民与辜鸿铭并不一样，他是保守的，坚守着传统文化，您是主张创新的。
李悦：对于余秋雨、于丹那些文化明显而言，我是文化遗民，这样讲只是形象一些。这让我想到最近看的一部美国影片《死亡诗社》，看后我讲给一位好友，他听我讲述时眼里闪动着泪光。我就想我们的文化那么深厚，美国才有200多年的历史，但是我们的作家、编导创造不出《死亡诗社》。美国的文化无须转型，它的许多文学艺术作品肯定人的价值，找寻着人的意义。这一点就能打动我们。再看我们的影视作品，比一比就看出我们的弱点了。被吹捧得最厉害的是电影《集结号》，主题是“牺牲了的就是不朽的”。若从形而上的层面思索，这种牺牲是打仗的双方都在牺牲，牺牲的是同胞兄弟。这种暴力方式对于历史，对于人类，到底有正面意义还是负面意义？还有刚获金鹰奖的电视剧《闯关东》，只不过编了一些传奇故事，其中弱女子当土匪头子的故事已经丧失了人物性格的逻辑，更谈不上找寻人存在的意义。这样的电视剧被吹捧成史诗，怎么能让我认同？同时获奖的还有《士兵突击》，主题是“永不放弃就能成功”，这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只能是一个伪命题。如今社会处于转型期，民主与法制尚不健全，社会关系往往决定着人生机会。不对这种不公正提出质疑，反而树立“永不放弃”与“钝感”造就的成功典型，其实是在制造“麻醉剂”和“摇头丸”。将钝感的性格特征偷换为一种美德概念，反射出的不过是集体失败的潜意识与弱势群体退守的无奈。我国战争与军事题材的影视剧仍然停留在初级阶段，宣传政治理念，没有进入人的存在层面，没有反思战争对人的生命的轻蔑和残害。
袁溪：您现在也参与创作电视剧，您能写出比他们好的电视剧吗？
李悦：我只有批评的能力，不能说我批评了什么作品，我就要写出超过那些作品的作品，我没有那个能力。我批评于丹时，有人就说，有本事你也上《百家讲坛》上去讲。他们不知道去那个地方讲要有怎样的社会关系，不是“永不放弃”就能上《百家讲坛》的！鲁迅说过：“譬如做菜，有人品评他坏，他固不应该将厨刀铁釜交给批评者，说道你试来做一碗好的看”。我努力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写不好宁肯压抽屉，也不拿出去发表。电视剧也一样，宁肯不挣稿费，也不欺骗观众。在我知道写不好的时候，我选择放弃。有时选择放弃要比“永不放弃”更好些。
袁溪：《听雪集》中的短篇小说我读了。有些小说很唯美，很神秘，很有诗性，切入了人的存在层面，很有文学价值。我以为唯美也有多种基调，您的小说，还有您的散文，基调很忧伤，是不是因为您经历了太多的痛苦？
李悦：出版社的编审李可达审读了《听雪集》之后，和您有同感。他也说我的散文和后记写得忧郁和低沉。我的骨子里确实有着忧郁的基因，孩童时就很孤独忧郁，不太合群。还有，当作品进入了存在层面，进入了形而上的思索，人生最真切的痛苦就出来了，生命的无奈就出来了。面对着人最终的毁灭以及毁灭命运的无法改变，怎么能不忧伤呢？我记得别林斯基说普希金的谬斯是忧郁的。
袁溪：您在这本书的散文、评论中经常引用古今中外经典作品的片段，您平时言谈中也经常顺口引用，这需要非常好的记忆力，您是如何培养记忆能力的？
李悦：记忆力离不开喜爱，我从小喜欢文学，家中又有很多藏书，四五岁就背《四书》，接着背古典诗词曲赋。到了6岁上小学，满嘴已经之乎者也了。我父亲非常重视对我的教育，送我到汇文小学读书。那是北京最有名气的小学，大多数学生都住校，周末才能回家，业余时间多，写完作业就读课外书。尤其是在冬天，晚饭后时间长，围着火炉看书。学校图书馆藏书丰富，记得每学期开学，徐悲鸿夫人寥静文女士都要赠送学校许多新书，她是学校的董事。著名教育家、故事大王孙敬修老师在校任教，他每星期六都要在礼堂给我们讲古典名著，他讲什么书我们就读什么书，《西游记》、《聊斋》……一本一本地读。读书的习惯就在小学养成了，到了初中、高中我就按照外国文学史来读名著，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俄罗斯和法国文学。20多岁的时候，我的读书范围已经从文学扩展到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美学、社会学了。在我人生最艰难困苦的时候，仍与书为伴，我的精神全靠书来滋养。至今我的阅读量仍很大，《听雪集》中的书评提到的有些书只是不得不读的一些书，只占我阅读量的很小一部分。我是为读书而藏书的，1995年，我被评为青城十大藏书家之一。
袁溪：据我所知，您还有许多粉丝，您现在想对您的粉丝说些什么？
李悦：一句话：用你自己的脑袋思考。
袁溪：通过这次采访，我们对您有了更多的了解，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