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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有合适的人选帮我介绍
,因为这才是他本来的目的,不安全,很精明,通过这件事可以让我妈知道,那一刻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我自认为两人是关系很好的朋友了,
排在队伍后面的同学唯恐没了座位,有时我会很认真的对我妻子说,她给我的又是一阵狂掐,这样基本上算是占座位成功了,说我流氓下贱, 在大学快要毕业的那一年,于是到图书馆抢座位成了每天早上的第一项工作,对于女人我最喜欢看的是她们的臀部和胸部,贯彻爱与真实的正义,和沈从文先生小说《边城》里的翠翠同一个字,为了保护萝莉的安全, 我的妻子名叫翠,为了防止萝莉被汉化,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 （凑字数）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 （只是想表达无奈）, 我非红尘客凡事难饶人把酒问江湖知己识几人相知便相逢相望勿相守几杯繁华醉痴睡付半生天怜何以悲地顾安以愁解待百生笑恩望诸浮屠往事风云烟淡笑于江湖,
长湖雨濛夜深沉
——父亲去世二十周年祭
胡孝华
二十年来，总有一帧画面在我梦中浮现，那就是父亲愁苦忧郁的面容，他的咳嗽，他的叹息，他的无助与无力……这个在人世间苦苦守望又苦苦失望的父亲，这个在泥土里被践踏被湮没被收藏的躯体，这个孱弱卑微渺小的灵魂，在清明的细雨中，化作纸幡青烟以至乡间路旁的酒幡，一起袅娜升腾，在湖水的远方幻化无形。
父亲在解放时阶级成分是贫农，可是他没种过田，小时候只是跟祖父在乡里的集市上做卖鱼肉的生意，未曾读过一天书。两间茅草屋，家徒四壁，可吃的不差，有鱼有肉，烟酒是一定要抽要喝的，且成嗜好。少时，一天在茅草从中玩耍，毒草砸了左眼，剧痛，红肿，可无钱医治，也可能是小地方少眼科医生，耽搁了，后来左眼瞎了。解放后，生意不能做，集镇上的小商小贩也成了生产队的农民，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贫穷，是一律的。据母亲讲，结婚时，家里一贫如洗，过门那天，见房间里还有梳妆台，柜子，三天后，这些家什都不见了，一问，才知道这些东西是借过来的。我才知道，还有借用家什结婚的。母亲是潜江湖区那边的，经常闹水灾，颗粒无收，所以才嫁过来。母亲虽然也未上过学，但行事风格与父亲大不相同。父亲懦弱，忍让，少言语，不讲卫生，其貌不扬，身体也不太好。母亲漂亮，爱干净，性格急躁，强悍，做事风风火火，眼里容不得沙子，不能忍受别人的欺负。
后来成立了农业合作社，大集体。我们那个队，在集市上，人心涣散，都不愿被人管，那年选生产队长，一向木讷且无主意的父亲却被选为队长。原来大家窜通好，就是要推选一个不能管人的人来当这个队长，大家好自由散漫，各行其是。父亲自是推辞，再坚辞，后来公社书记都来做工作了，只好赶鸭子上架。果然，生产队许多事安排不下去，很多讲狠的人总是不听，大吵大闹，以致出手打父亲。那年又要安排民工上水利建设，拈纸团，谁拈到谁先去，一个刁蛮的社员，拈到了，不愿去，仗着家族势力大，又把父亲打了，父亲躺在床上。母亲急了，坐在门口骂，一直骂了一夜，又告到公社书记那里，（公社所在地就在这个集镇上）书记说，派民兵把那个打人的绑起来，这时那人才服软，赔礼，写悔过书。
大家知道父亲是个软懦的人，就编了一句顺口溜，“登甲哥，霍诺诺”，这个万事不得罪人的人，自然当不得这个队长，没几年就“下野”了，“下野”了的队长却被人记住了他的好，父亲因此在乡里结下了好人缘。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四十不到的父亲接连害了两场大病。记得一次是腮腺处长了一个疱，要到沙洋做手术，那时不通汽车，乡亲们十多人用担架抬，步行120里，一天来回，家穷，根本谈不上什么招待，大家毫无怨言，充分谅解，情谊很感人。也正是因为两场病，欠下了队里300多元债。家里只有两劳力，我们弟妹又多，缺衣少食，糊口都难，就更不要说还债了。无奈，父亲决定把两间草屋卖给队里抵债，因为那两间屋是解放前留下来的，杉木的檩子，中间的隔墙是用杉木与木板做的，还值点钱。公社书记说，一大家人不能不住啊，不要卖屋吧，父亲可能是当队长要讲觉悟的缘故，不愿欠公家的债，执意要卖了还债，后来卖掉的屋被拆了，拿去做了仓库。一家人在大伙的帮助下，用土砖做墙，稻草盖顶，做了两间窄窄的土屋，一间烧火吃饭，一间做房睡觉，摆两张床，父母一张，弟兄们一张，几个弟兄挤在一起，每晚总是为被子盖不到自己而蹬踢吵闹，被子就蹬出几个大洞。后来妹妹出生了，一间房间不行了，又在屋前做了两间更小的草屋容身。屋顶上的稻草经不住雨水与曝晒，烂的快。一下雨，到处漏雨，酱油一样的黄水滴滴咚咚直下。暑热天溽热难耐，蚊虫成堆，又无蚊帐，彻夜难眠。冬天，不知棉鞋为何物，弟妹们个个脚冻得稀烂，疼痒难耐。记得那年下雪，三弟无鞋可穿，父亲要他不上学，可他读书好，深得老师喜欢，硬是咬着牙，赤脚到校，让数学李老师很是感动，李老师赶忙把了一双破旧单布鞋与他。我年年冻脚，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月，发了30多元钱，马上到供销社去买棉鞋，营业员说，“只剩一双顺边的了，你要的话，削价卖给你，3元钱。（定价是5元）”我说，“好啊，我要了。”一个20岁的小伙子，为了暖和，第一次穿上顺边的棉鞋，也不怕丑，就是这双顺边棉鞋，从此告别了我冻脚的历史。这是后话。
我记事的时候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冬天，父亲到远处上水利建设工地去了，家里人人吃食堂，一大清早，祖母拿着小木桶，到一里多路外的食堂打稀饭，那天下雨，她是裹过脚的，歪歪唧唧的走在半尺深的烂泥田埂上，脚一滑，木桶里的稀饭泼光了，我们兄弟几人和她一起饿的嚎啕大哭。一天早上，我在灶塘口饿的歪下去了，这时，祖父的一个朋友上街，到我家见了我这样子，对母亲说，“你这孩子恐怕不行了，赶紧给他饭吃。”母亲说，“他从小体质差，嘴不‘泼辣’，（方言，嘴刁）哪有什么饭来喂他。”那大爷摸摸口袋，掏出半斤粮票给妈，我妈赶紧到餐馆买了碗饭，我吃了，方起来起身玩耍去了。后来母亲给我讲，要不是亏了这个爷爷，你早饿死了。唉，等我长大了，那爷爷也死了，大恩未报，只记得他是长湖大队的人。
吃食堂时，不准在家私自开伙，更不准家里私藏粮食。记得一天夜里，父亲把仅有一点米用瓦坛子装了，在做饭的土灶内里挖了很深的一个坑，埋下去，以躲避那挨家挨户来搜粮食的民兵。父亲会杀猪，队里一头母猪给悄悄杀了，分给各家各户，大人一再交代我们小孩，不要到处乱讲，我们都神色庄重的点头允诺。在水利工地上，父亲又病又饿，挑不动土，爬不上大堤，偷跑回家，躲在姑奶奶家，吃着捞渣，深怕民兵发现了把他用绳子捆了押走，父亲神情萎靡，唉声叹气。
每年春秋两季开学，就是父亲的痛苦时刻，几个孩子要上学，一分钱没有，我们总是被老师训话，要交报名费，书本费，这时父亲就到大队找会计开免费证明。交了证明还不行，老师说，只能免学杂费，书本费不能免啊。我们往往被站到外面，叫回去拿钱。这也好，我们弟兄就跟父亲说，没钱交，我们不读了。母亲就不许，把我们往学校赶，我们又不去，这时就有棍棒伺候。最怕的是下雨天，那土路上泥巴好深，没有塑胶雨鞋，一双单布鞋，一踩下去就湿了，滑掉了，到的教室，脚冷得要命，冻脚就开始了。记得那是我二年级，下雪了，我踩着冰凌到了校，下午放学，那雪被踩化了，泥巴又滑又深，我脚被泥粘着，趔趔趄趄的，这时，教我语文的李老师走来，把我扛在她肩上，送我回家。大家都看着我，做鬼脸，直叫唤，我也得意的在她肩上挥舞着小手。那女老师20岁不到，好漂亮，师范毕业刚分到毛李，叫李处芳，后来她一直教我们到六年级。
每年年终生产队分红，一年到头，勤扒苦做，绝大多数家庭总是超支，我父亲就总是叫去开超支兑现会，要他还钱。第一次父亲生大病卖了屋，接着他又病一场，家里孩子不断出生，口粮钱都挣不回来，自然又欠了队里的账。一般会议都是在晚上，在那仓库的一角，昏黄的煤油灯下，一群衣衫褴褛、愁眉苦脸的男人耷拉着头，像做错了什么的孩子，默默地无助的听着训斥，“你们不是口粮超支，是‘拉用’（‘挪用’的误读）超支。拉用，你们是没钱拉拉的用，所以超支。”晚上，在黑黑的院子里，母亲叹口气说，什么时候才还清超支啊，我问欠队里多少钱，母亲说400多块钱，啊，这可是一笔大数字呢！
父亲解放前家里做卖鱼肉的小生意，钱挣不了多少，可抽烟喝酒吃肉还是有的，所以对烟酒就留下了很深的瘾，即或在最困难的岁月，喝不了酒，也要抽烟，那时最便宜的烟是“经济”牌，8分钱一包，那是最劣质的香烟了，一毛五分的“大公鸡”于他就是好烟了，“游泳”（2毛6）就是奢望。记得我五六岁时，总是被父亲使唤到外面去捡烟屁股，拿回来重新裹了抽。父亲有时也在菜园里种几株烟叶，摘下叶子，晾干，切成丝，撕下我们的废旧作业本卷了抽。由于烟抽得多，且劣质，父亲就患了严重的支气管炎，整夜整夜的咳嗽，但他从来不曾治疗过，这种咳嗽就一直伴他到去世。就是这点“享受”，有时也遭到母亲的抱怨，“家里买洋火的钱都没有，你还抽。”文革结束前，喝酒于父亲就是奢侈。商店里也没有酒供应，只在年关才发供应票购几斤。一次，我与他走亲戚到姨妈家，他见到一个葡萄糖瓶子有半瓶“酒”，高兴坏了，趁姨妈转身出去，马上拿来酒瓶摇晃，见酒花不丰富，接着打开瓶塞，用鼻子仔细一嗅，说，“唉，是水！”露出满脸失望的神情。过年要接客，总要酒啊，还有结婚办宴席的不能没有酒啊，农民们的办法有的是，做好米酒，兑点买的白酒，让米酒“老辣”，再拿来待客。
喝了酒的父亲脸上红红的，一向木讷的他话也多了起来。我考上初中的那个夏天，一天他喝了一点酒，愤愤地说：“这世道，当官，朝里有人就有狠，纯老百姓就受欺负。你好好读书，将来也做个官，看看谁敢欺负我们！”可我终不是做官的料，虽然书是读出来了。
我家祖辈是从外地迁徙来的，族人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无权无势，父亲只有一个哥哥，从小就跑出去当兵，跟着共产党打仗，与家基本没有联系。解放后，这个哥哥又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大西南，到了贵州一个苗族县扎了根。“朝堂”无人，孩子们总没有升迁或招工的份。稍微有点权势的干部都把孩子安排到单位，先是亦工亦农，以后再转正。或提干，或参军，或招工。即或改革开放后，他们仍然是最先的受益者。按成分我家是贫农，是依靠的对象啊，但你可千万别幼稚，以为凡贫农就能普沐“皇恩”。我们那一族，没有一个当干部、招工什么的。对于不听话的贫农，一样可以戴“坏分子”的帽子，可以开斗争大会。一个暑期，我回家，见到父亲忙“双抢”，挑“草头”扭了腰，动弹不得，只好在家歇着，我去帮忙干活，中午，书记在地头开会，不指名的说，有的人，懒，大忙季节，装病，这成什么样子！真是马瘦被人骑，人弱被人欺。我气的要命，还不能发作。
文化大革命时期，父母亲忙完了田里，晚上就要开会，学习，晚上九、十点回家，双抢季节，每天又四、五点起床下地，还有很多工作组，支农的人员，天天喊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到头来还是没办好农业。上面强调要种双季稻，费力不讨好，收成倒不如种一季中稻，农民抵触情绪很大，上面就说话了，“双季稻是路线稻，方向稻，收不了稻谷收稻草，收不了稻草收思想。”父辈们就这样被折腾，越忙活越穷。
缺吃少穿，受苦受累是我父辈这一代的宿命。说穿衣，父亲冬天一件破棉袄，脏脏的，油油的，夹衣是没有的；夏天一件厚布衫，脱衣洗等衣干。补丁加补丁，像和尚的百衲衣。说吃饭，冬天每餐的下饭菜就是老油菜，我们兄弟几个从小就轮流做饭，把那油菜拿到堰塘里使劲搓，去苦味，然后到锅里煮，油是没有的，放点酱油就是美味。对门幺幺那户人家，那年菜地里只有大蒜，天天吃，后来大蒜中毒，脸上肿的怕人。食油每人每月供应二两，要放也是“像滴眼泪”。（这个比喻是隔壁大妈的语言）做饭，柴火就是大问题。分的稻草不够烧，我们曾经铲草皮做柴火烧，满屋的烟，呛的流泪直流，所以农村人害眼病的特别多。我当时看了一本书，按书上说的，捡了些煤渣，挖了些又黑又臭的塘泥，混合谷糠，做成“煤球”，再做一个炉子，生出的火很微小，但也将就，一餐饭，要烧很长时间，等的要命。大人要尽快下地，就催，急死人。
农业学大寨，春秋季的抢种抢收，冬季的水利建设，每天十六七个小时的劳作，开会，学习，大批判，没日没夜，到头来也就糊个口。我家孩子多，属困难户，后村的一家是独子，也穷的跟我家差不多，这就是在今天一些人口里赞美的文革时代的幸福生活。
那年我上初中，要过两道湖，每道湖要一毛钱的船费，然后走10里路，到后港。每次我们总是绕一道湖，节约一毛钱。一天回家，大家身上都没钱了，就决定两道湖都绕，那样就还的多走20多里路，恰好半路遇上雨，布袄整个都湿透了。回家的目的就是拿钱、背米。一次，父亲告诉我，说母亲送我回来后哭了，因为她只有2元钱给我，怕我不够吃。
父亲从小身体不太强壮，加之成年后两次大病，又长期的咳嗽，做起农活来就特别力不从心。每每见到他晚上在床上辗转反侧，呻吟，喊腰疼。家里花销很难应付，母亲的埋怨，孩子们的吵闹，外面人的讥诮，让他总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昏黄的油灯下，吃着无油的饭菜，一把蒲扇，无力的摇着，驱赶着蚊虫，满塘的蛙声，更添暑热的烦躁。“唉，这日子什么时候才好啊？”“要好啊，我看只有死了才好。好了好了，一了百了。”母亲应答道。不知为什么，母亲的这话跟红楼梦里好了歌一个样，她可是大字不识呢。
再后来，孩子们渐渐都大了，吃穿用度更大，要读书，要成家讨媳妇，无钱，无房，无挣钱门路，真正愁死了父母。半夜里总听到他们絮絮滔滔的讲话声，叹息声。
改革开放后，生活有了转机，父亲凭着杀猪卖肉的手艺，盖起了砖瓦房，几个弟弟也娶上了媳妇。父亲终于又喝上酒了。脸上渐渐有了光泽。每当他呷一口酒后，就慢悠悠的说，“那时节啊，……”就要回忆往事，母亲就打断他，“酒话又来了，见不得你话多！”
后来小镇上做生意的人多了起来，农民消费毕竟有限，要真正致富，靠种田还是不行，得有门路，地道的农民哪来门路，一家有一个孩子读书或有一个慢性病人就让你致贫。晚年的父亲由咳嗽转为肺病，时好时坏，孩子们都成家分开了，母亲信了佛教，经常外出，父亲基本上是单独过活。就在这样贫病交加的时候，他也不向孩子们开口要钱，一天吃两顿饭，有酒还是要喝的，烟也要抽，劝不住。他说，快点死了也好，管他呢！
我平时回去的也少，见了面，给他一点钱，他总是嗫嚅的说，还是我长儿好，有孝心。唉，我做得多么少啊，哪里尽到了一个儿子的赡养义务啊。1993年冬天，家里有信来，说父亲不行了，快回来看看。到家了，只见他沙哑着声音，说，我怕是不行了。大哥拿出卫生院拍的片子，说，医生怀疑是肺癌，你拿到市一医找专家看看，是不是癌症。父亲说，算了，我也就这几天了。他交代说死后简简单单做点佛事也就行了，不要浪费些钱。我看他一回半刻也“去”不了，学校的教学又耽搁不得，就要回去了。父亲很是留恋，伸出手，说，看来只有等我死了你才能再回来啊。我实在不忍离去，有不得不回，只好忍痛告别。回荆门后，找了专家，专家说一张片子不能确定是不是肺癌，还要做相关的检查才能确定。这时的父亲哪能再转院折腾，只好作罢。刚开年不久，家里就来电，父亲去世了。那晚是大哥守在他床前，临睡时，父亲说，“你把电视打开，我要听听那里面的声音。”
兄弟们请了8个和尚道士，给他做了3天3夜的斋，把他的“灵”接回来，持续上香守灵一个月。埋他在长湖岸边。
每年过年回老家，我们都要到他坟前祭拜，在震耳的鞭炮声中，在缭绕的纸钱青烟中，在湖水的氤氲里，我仿佛看见父亲那愁苦的面容，那无助无望的眼神，我心里就默默地念叨，父亲，父亲，你就是罗立中笔下油画中的那个《父亲》，一脸沧桑，满额的皱纹，满怀的忧郁落寞，还有咸渍的汗水，苦涩的烟味。今天，坐在电脑前，我用最朴素的叙述追忆你，没有修辞，不讲究表达技巧，只用键盘敲打已逝的苦难，敲打我撕开岁月的不忍与残忍。你的一生与我的意义何在？我在想，我阅读到的与你共同生活的四十年的历史，就是我读懂最真实的中国的一部当代史，农民史，乡村史，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史，它是那样鲜活，那样真切，直观，沉重，比起任何宏大的叙事都要厚重，都要金贵。你只活了66岁，时间于你，是你存在的证明，是历史的个人叙事的见证，是贫困落后乡村半个多世纪的见证。你的存在意义就在于为我提供了一个解剖集体主义优劣的标本，提供了了解当代中国走向的一个坐标。你，一个顺民，一个愚民，一个在泥土中默默流汗，默默死去的蝼蚁，尽管在出身上被贴上荣耀的标签，称之为依靠对象，在空洞的金环中，永远是虚无，是苍白。贫穷不是你的错，更不是你的耻辱，那是制度的病。当一种主义被神圣化、被权威化后，被集体膜拜后，个体的生存的自由权利与生存质料就被剥夺，大一统的强制生产的后果是贫困随之而来，权威主义下的愚昧赞颂加剧了这后果的蔓延。的子民只有匍匐残喘，只能是少数骗子统治多数哑子。我的父辈就是这无声的哑子，是湛湛天宇下赤裸的哑子，贴地而行，被黄土的尘烟消形。你卑微的生，屈辱的活，无望的死，这就是你的宿命，农人的宿命。
我侧身西望，今日的长湖已是被污染的湖，湖面失去了往日的美丽，只有泛绿的波浪在凛冽的寒风中跳荡。湖边是一堆堆无序的坟茔，碑碣，纸钱，灵幡。我跪下，磕头，一次，再次，三次：
六十六，黄土地，留你不住，
四十年，儿子把你送进土，
一只眼 一支烟，你笑我哭，
凄凄的，是这每夜荡漾的湖，
永别了，我的父，
那个世界里，不用为我操心，
你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