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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奇迹的实质是经济的半殖民地化
一、引言
自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健康发展，20多年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速为9%，是同期世界平均增长水平的1倍多，发达国家平均增长水平的2倍多。2004年，中国GDP达到1.65万亿美元，较上年增长9.5%，2005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全年经济增长率为9．9％，略快于2004年的9．5％，而2006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根据估算，仍旧高达9%以上。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为世界所瞩目，也是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少有的一个经济体所能取得的高增长速度，于是不少专家学者纷纷称之为“中国经济奇迹”。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绩，但是仔细分析其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其中蕴涵的几个巨大的缺陷。
其一、“中国经济奇迹”并没有产生什么本土化的世界一流企业，也极其缺少本国的世界级名牌。
在2006年11月份召开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温总理为中国教育界老是冒不出大师人才而焦虑。温总理是这样说的：“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是的，建国50多年来，改革开发20多年来，我国实在是举不出几个取得世界级成就的学术大师。其实不仅是在学术界缺少世界级的学术大师，在经济领域，中国又何尝不是同样缺少世界级的名牌啊？
汽车，我们炫耀的是大奔、宝马，它们是中国的公司吗？衣服、运动鞋我们骄傲的是阿迪达斯、耐特，它们是美国公司的产品；占领中国手机市场大部分份额的依旧是外国的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等品牌；最受我国消费者青睐的打印机是外国公司的爱普生、惠普等产品——–关于外国的世界级名牌，我们可以举出一大串，可是要是某个人要我们举出几个中国企业生产的，在世界上响当当的产品时，可能大部分人会无言以对，搜尽脑汁，恐怕也举不出几个象样的世界级名牌。
其二、“中国经济奇迹”主要是依靠外资企业，而不是内资企业取得的。2005年，外资企业的出口商品总量占了全国出口总额的60%，2005年度“中国外贸200强”排行榜显示，在2005年中国出口额最大的200家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达148家，外资企业数量占了七成多，进口榜单中，外资企业达130家，外资企业数量占了六成半。
中国经济对于外资的依赖症状越来越明显，美国华裔经济学黄教授在研究中得出结论：中国的外资对有效率的内资的比例在0.29和0.58之间。这样一个比例十分接近于目前世界公认的外资依赖国，如新加坡、荷兰和爱尔兰等。不过，其中区别在于，这些国家都是小国，容易形成外资依赖，而对于中国如此庞大的经济体，比例达到这样的高度，却是非常反常的。即便是在经济更为自由化、更为开放的许多国家，如美，英，德等国，内外资比例也远低于中国。一般来讲，大的国家相对独立，较少依赖外资。比如在1990年代，美国FDI/内资的百分比只是6.2％，虽然流向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绝对数额比中国大。加拿大是8.3％；巴西是5％。中国的FDI/内资的比例超出东亚经济的好几倍。1990年代，韩国的这个比例是1.1％；台湾省是2.8％。而且中国的对外贸易依赖度也达到惊人的高度。2004年中国的外贸/GDP的比例高达0.70.作为比较，美国在90年代的外贸额相当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20.日本的比例是0.25.虽然美国和日本是全方位开放的经济，它们对外贸的依存的程度远远小于中国。
从以上两点，我们可以发现在辉煌的“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隐藏着很大的阴影，它在本土化内资企业方面做的极差，将近30年的快速发展的结果，却是中国根本就缺少世界一流的著名企业，也缺少知名的世界级名牌，反而是外资所占国民产出比例越来越高，经济发展越来越严重依赖外资外贸。所有这些现象使得“中国经济奇迹”与经济史上经典的经济增长案例，如美，德，日等国曾经的经济大发展有着极大的不同，它们的经济成就不仅主要是依靠本国内资企业的发展取得的，而且也相应诞生了一大批著名的世界一流大企业和世界名牌，如美国的福特汽车，德国的西门子电器，日本的丰田汽车等。可是在所谓“中国经济奇迹”中，我们却很难找到这方面的明显痕迹，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这些极其反常的经济现象，不竟让人对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心生疑虑。
二、中国经济奇迹：经济半殖民化的结果？
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乔治.尔波近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国奇迹背后的神话》，原文发表在2004年7-8月的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尔波提出的观点有两个方面。首先，对美国制造业造成的所谓“中国威胁”被过分夸大了，就美国自身的利益而言，最好的办法是进一步扩大中国大陆的相互往来，而不是退避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堡垒中。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文章指出，中国的“经济奇迹”并没有产生什么世界一流的企业，反而面临着重大的危机。因为同周边的地区相比，中国大陆在技术上是一个落伍者——与日本、韩国或者台湾不同，中国的情况更接近于印度或巴西。这是为什么呢？吉尔波先生提出了下列论据：
1、 中国的出口商品大部分是由外资企业生产的，这些企业极其依赖进口设备和技术。
2、 中国经济的国有成分和地区市场的彼此封闭，妨碍了国内民营公司引进新技术和提高生产力，也就是说，大陆的公司正在失去他们在国内的竞争优势。
3、 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更加注重发展本土科技，本土私人企业，因此能够夺取更高端的市场。
因此尔波认为，由于中国经济对外资企业存在着的巨大依赖，中国未来的竞争力要比相邻各国弱得多。与尔波于中国经济看法想对应的是，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气势咄咄逼人的发展形态，它们不断攻城掠地，抢占市场，合并中国企业，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据商务部《2004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中，跨国公司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己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据《中国产业地图》（中国并购研究中心）一书指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啤酒行业：60多家大中型企业只剩下青岛和燕京两个民族品牌，其余全部合资；
玻璃行业：最大的5家已全部合资；
电梯行业：最大的5家均为外商控股，占全国产量的80%以上；
家电行业：18家国家定点企业中11家合资；
化妆品：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
医药行业：20%为外商控制；
汽车工业：外国品牌占销售额90%！
在感光材料行业，美国柯达于1998年仅出资3.75亿美元就实行在华全行业并购，2003年又收购了乐凯20%国有股，已占有中国感光材料市场至少50%的份额，富士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超过25%。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美国微软占有中国电脑操作系统市场的95%，瑞典利乐公司占有中国软包装产品市场的95%，法国米其林占有中国子午线轮胎市场的70%；在手机行业、电脑行业、IA服务器、网络设备行业、计算机处理器等行业，跨国公司均在中国市场占有绝对垄断地位。
在高科技领域：如手机行业，由于本土企业上游技术、关键零部件乃至生产线大部分从跨国公司购买，跨国公司早已从中赚够了。国内手机行业除了自有品牌外没有核心部件的核心技术，2005年以来市场占有率严重萎缩。在流通领域，占有主导份额的大型超市领域，外资控制的比例已高达80%以上，中国零售企业只能在中低端市场经营。随着外资的延伸，低端市场也将面临逐渐萎缩的危险。业内有人指出：流通渠道可以控制工业命脉，如果放任外资企业占领我国的流通渠道，中国的企业终将沦为国外流通企业贴牌产品的加工车间。
改革开放初中国大规模引进外资的主要目的是期望其可能带来的鲶鱼效应，希望外资企业的进入能够充分刺激中国企业的活力，使得中国企业在外资企业的刺激作用下，可以更好，更快的发展。
所谓鲶鱼效应来源于这样一个故事：挪威人爱吃沙丁鱼，不少渔民都以捕捞沙丁鱼为生。由于沙丁鱼只有活鱼才鲜嫩可口，所以渔民出海捕捞到的沙丁鱼，如果抵港时仍活着，卖价要比死鱼高出许多倍。但由于沙丁鱼不爱动，捕上来不一会儿就会死去。怎么办呢？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渔民误将一条鲶鱼掉进了装沙丁鱼的鱼舱里。当他回到岸边打开船舱时，惊奇的发现以前都会死的沙丁鱼竟然都活蹦乱跳地活着。渔夫马上发现，这是先前掉进去的鲶鱼的功劳。原来鲶鱼进入鱼舱后由于环境陌生，自然会四处游动，到处挑起摩擦。而沙丁鱼呢，则因发现异己分子而自然紧张，四处逃窜，把整舱鱼扰得上下浮动，也使水面不断波动，从而氧气充分，如此这般，就保证了沙丁鱼被活蹦乱跳地运进了渔港。
后来，渔夫受到启发，每次都会在沙丁鱼的鱼舱中放几条鲶鱼，这样每次都能把鱼鲜活地运回海岸。渔夫的这种做法后来被经济学者们总结成了“鲶鱼效应”，并将其作为一种竞争机制而引入了经济环境中。如果一个组织内部缺乏活力，效率低下，那么不妨引入一些鲶鱼来，让它搅浑平静的水面，让“沙丁鱼”们都动起来。“鲶鱼效应”在组织管理上的有效运用，会带来出乎意料的效果。
可是外资企业给中国企业带来的“鲶鱼效应”并不明显，国有企业依旧是大规模亏损，中国企业的活力并没有在外资企业——这条鲶鱼的刺激下，经济活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反而是外资企业带来的“食人鱼效应”越来越明显，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并购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中国的大部分出口产品越来越依赖于外资企业。
实际上，到2003年底，已经有将近60%的出口来自外资生产商，2005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高达近80%。新近发布的2005年度“中国外贸200强”排行榜显示，入榜外资企业占榜单总数七成席位，比2001年增加近二分之一。“外贸200强”中，外资企业占据七成席位，这反映了由于缺乏国际一流品牌和知名企业，我国正逐步成为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不得不扮演“世界打工仔”的尴尬处境。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严重依赖于外资外贸，外资的渗透率偏高，在本地企业方面做得比较拙劣，也缺乏知名的国际品牌，所有这些现象都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与那些经济史上堪称经典例子的美国、德国、日本的经济崛起过程有着极大的区别。
而且外资在中国经济领域内的攻城掠地不仅是针对企业而言，也可以是对于地区来说的。对于很多中国经济发达的地方来说，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越来越依赖于外资的投入。患上了“严重外资依赖症”的上海和苏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它也是外资在国内投入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使得它老是以吸引了多少家世界500强企业为炫耀资本。据有关统计,2006年上海吸引外资势头未减,2006年一、二月份,上海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417家,同比增长17.46%；合同外资金额达15.5亿美元,同比增10.58%。而在2001年,上海批准外商投资项目2458个,同比增长35.5%；合同外资金额达73.73亿美元,同比增长15. 4%。外资的大量进入,在促进了上海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这样一种结构:上海的经济增长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外资了。
据安邦分析师从上海了解,在上海目前的经济结构中,各种形式的外资所占比例已经非常之大,而国企及民企的作用已经相对降低。因此,上海官方表态,“上海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大量国际资本的进入”,这倒不是谦虚,而是事实。
苏州，这座中国经济的明星城市，更是被大量的外资企业给硬生生托起来的，媒体称苏州已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目前外资经济占苏州的比重有多大？官方资料是50-60%，但是谁都可以想象，离开外资经济，苏州会是什么样子。
同样不仅外资在我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我国经济对于外贸的依存度也在急剧升高。对外贸易依存度（foreign-trade dependence, FTD）是指一国或地区在某年内进出口商品总额（EX＋IM）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是衡量一国经济对世界经济依赖程度的重要指标。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外贸依存度变动一般相对平稳，无论是发达经济大国，还是发展中经济大国，大体呈现一个上下波动、升降交错发展态势，而且基本上稳定在一个较小的变化幅度之内。
美国从1978年的14.9%，到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都基本维持在15%-18%左右的水平，25年间变化幅度不超过7个百分点。日本则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21%-26%，下降到80年代中期以来的20%以下。印度在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基本上维持在3个百分点的变化范围内，到21世纪初大体稳定在20%左右的水平上。巴西变化幅度比印度稍大一些，但也只在11%-23%的幅度内波动。而中国则呈现出一个连续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基本上每5年就上升一个台阶，2004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为70%，2005年外贸依存度已经高达77%。
一方面是外资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越来越高，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主要依靠外资的流入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外部需求。这一切不能不让人怀疑，难道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其实只是经济半殖民化的结果吗？
三、对外资依赖性太高，中国经济逐渐丧失主动权
毋庸讳言，20年来，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逐年上升，已连续10年成为吸引外资数额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资”对中国经济打破僵局、起步、繁荣以及近年来维持高速增长的贡献显而易见。但随之而来的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中国经济对外资的依赖性异乎寻常的高。权威调查显示，我国外资存量所占GDP的比重已大大高于亚洲其他国家，甚至多出日本30倍；同时，中国的FDI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已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之一。
保守估计，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整体已高达60%以上，一些发达省份则更高。2005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60%以上是由FDI控制的加工制造产业。
这些由FDI推动的高速的进出口额增长，会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什么影响呢？尤其对于中国的产业升级和国家的科技进步，是否有所增益呢？
最近，一份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报告提出了一个令我们沮丧的结论：由于中国的高科技和工业产品的出口是由外国公司而不是中国企业在主导，中国企业严重依赖从美国和其他工业发达国家进口的设计、关键性元件以及生产设备等，而且中国企业几乎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去吸收消化和推广进口的技术，因此这使得它们不可能迅速成为全球工业中的有力竞争者。
其实，国内学者早已提出，因为在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领域存在一个无法模仿和学习的“黑匣子”，我们最初期待的FDI所引发的“技术溢出”效应，事实上很难发生。这和企业界人士两年来大声疾呼的“警惕中国经济拉美化”的声音不谋而合。
上个世纪70～80年代，拉美国家大力倡导对外开放市场并发展以加工贸易推动进出口为特点的“外向型”经济，跨国公司和国际垄断资本由此高度控制拉美国家经济，还将形成的大量利润转移并带回本国，进而导致拉美国家普遍的“增长而不发展”的怪现象。而当“外资”找到更好的投资地并大规模撤离时，拉美国家的经济也迅速陷入低迷。
“鼠标现象”精确地表述了中国目前的“外向型经济模式”。美国《华尔街日报》讲述了一个故事：Wanda牌无线鼠标是罗技公司最畅销的产品之一，在美国的销售价大约为40美元，其中，罗技公司拿走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Wanda的零部件供应商拿14美元，生产地中国从每只鼠标中仅能拿到3美元。负责营销的公司在美国加州弗里蒙特，这里450名员工的薪水，比中国苏州装配厂4000名中国工人的薪水还要高出很多。
分析人士对此的评价是，投资于中国的跨国公司一端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另一端拥有销售渠道，只将中间一段低增值的加工环节转移至中国进行。这样，中国的加工贸易形成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局面，而结果则是被逼迫到了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技术产业边缘。随着加入世贸组织缓冲期的结束，以前的中外合资模式已经过时了，FDI目前更倾向于“独资”模式。显然，与合资企业相比，独资企业更不愿意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中国企业应该拥有真正决定企业竞争力的科技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但是在相当“外资化”的中国及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这个目标看上去既遥远又似乎没有必要。因为进出口部门、地方政府等等利益集团，仍然拥有维持这种“加工贸易”经济模式的动力和借口，比如它带动了就业、拉动了经济增长等等。对于这种只顾眼前小利、不顾国家长远经济发展的短视行为，至今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扭转。
众所周知，中国正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但同时，中国还没有一家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型制造业企业。这个“制造业基地”的诞生，可能只是因为某些地方政府慷慨地提供了廉价的土地，同时中国有着目前看来是全世界规模最庞大也最廉价的劳动力。但是，一旦发生在拉美国家的“外资大撤离”同样发生在中国，那又该怎么办？到时，除了废墟，残墙断壁，大量的失业工人外，我们还能剩下什么？中国经济到时靠什么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外资依赖症”使得中国的内需不旺
在200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报告中，政府提出了要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可是要靠什么才能来扩大内需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分析消费支出来源什么？消费支出还不是来源于收入，没有收入，何来消费，收入不提高的话，老百姓的消费支出怎么可能会提高呢？那么老百姓的收入来源于什么？
毫无疑问收入来于产出，收入来于生产要素的供给和产品的生产。故要想提高收入，增加消费，就必须扩大产出，也就是说，中国要想扩大内需，最根本的途径就要先扩大内产，只有先扩大内产，内需的扩大才会是有源头的活水，才会有坚实、长久的基础。否则，内产不振，谈论扩大内需，只能是纸上谈兵，画饼充饥吧了。而过度的“外资依赖症”恰恰是中国经济内产不振，进而造成内需不旺的重要原因。苏州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现实例子。
苏州名声响却不实惠，引进外资多，GDP增长快，但人均收入与GDP大不相称，增幅远远低于GDP增幅，老百姓从引进外资和经济增长中得益不多，甚至变得相对贫困，例如苏州人均GDP超过上海，但人均收入只有上海一半；在长三角15个大中城市中，苏州GDP总量超过浙江任何一个城市，但论人均收入，浙江几个城市全部高于苏州；在许多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经济指标方面，如商品零售总额、储蓄余额、私车拥有量、人均住房面积等，苏州甚至比不上地处西部内陆、经济发展较迟缓的成都。经济高速增长，但大多数人的生活并不轻松，并不富裕。
通常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关系大致是后者为前者的75％，而苏州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4451元，只占人均GDP的25％。这个差距太悬殊了。由此也说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远低于经济增长，这也是多数苏州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难以感受到经济增长对提高生活质量有什么突出影响的重要原因。同时，对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性支出进行比较也可发现，居民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于消费性支出了。
2004年苏州市区人均消费支出为9783.07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8％。再加上近年苏州房价、水电气等价格快速上升，导致生活成本激增。从这个角度看，尽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增加，但对于改善或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并没有产生什么显著作用，生活成本的快速增加，部分地抵消了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居民大部分可支配收入都用于消费性支出，还要应付教育、医疗、养老及其他方面的应急需求，因此在目前情况下，要想扩大居民的消费支出是非常困难的。
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距，突出地反映了目前苏州以外资企业来拉动GDP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它使得经济快速增长难以转化为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为此，有位学者公开质疑“苏州模式”，认为这是典型的“只长骨头不长肉”。
产业结构的弊端从理论上讲，经济总量较多地区的居民就该有较高的收入，但苏州GDP总量与人均收入之间却存在着如此之大的反差，着实令人吃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苏州外资带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苏州成了全国引进外资的典型，媒体称苏州已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实际上只是世界工厂的加工车间，出口的都是技术含量不高的低端产品，连做衣服都是贴的人家的牌子，赚的是极其低廉的加工费，扮演的是挣钱最少的打工者的角色。
即使拿苏州、昆山密集的电脑生产企业来说，名义上是高科技产业，实际上与研发、设计无缘，装配女工长时间坐着一动不动，从事的是简单重复的装配工作，只能说是高科技产业链条末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环节部分。
时至今日，苏州已经演化出一个高度依赖于外资（特别是我国台湾地区投资）的外向型经济结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外向型的经济模式在进一步发展的道路上会碰到一些障碍。最大的问题是高度依赖于外来投资所带来的前景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外资可能是因为你这里成本低而前来投资，一旦将来成本高企了，它也完全可能再去寻找成本更低的投资场所。在这种经济结构下，外国资本的投资是一种掠夺性的投资。
这种经济模式给百姓带来的福利增长不及经济本身增长的幅度。过多依赖外资的经济结构，会使本土工业的作用日益降低。近年来苏州经济增长的70％以上来自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贡献，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市出口总额的80％以上，地方政府对外资的财税需求依赖性日益加深，苏州的民族经济比重持续下降：苏州规模工业总产值中，国有、集体、私营等本土企业所占比重远低于外资企业，而且本土企业的发展速度也不如外资企业。
到2004年国有工业仅占全市工业产值的1.38％，而外资企业占48.9％，大量的产业工人不得不二次就业，其中大部分在外资企业打工，据不完全统计，到2004年末有54万人在外资企业就业，成了“打工仔”。
苏州的情况很好的说明了，中国内需不振的重要原因恰恰就是“外资依赖症”形成。外资多，只不过是GDP的帐目好看点，而实际上我们赚的是非常微薄的加工费，扮演的是挣钱最少的世界打工者的角色，依靠这点微薄的加工费，老百姓怎么来增加消费支出，依靠这点低廉的收入，中国的内需又怎么能来扩大呢？
而且外资的大量涌入在占领我们市场的同时，我们往往容易对其造成的一时经济发展的高速度，GDP的高增长率而沾沾自喜，陶醉其中，而看不到外资企业先进的核心技术并没有留给中国，他们的销售市场也没有留给中国，中国赚取的其实只是可怜的加工费，还要看人脸色行事，而且也极大地忽视了国内企业的发展情况，忽视本土行业的发展，结果造成了中国内产不振，内需不旺的局面。
五、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面临重大变化
因此，中国要想扩大内需，最重要的就是要想办法促进内产的发展，促进中国本土内资企业的发展，要尽快摆脱“外资依赖症”的不良影响，只有中国的本土企业发展，壮大了，我们老百姓的钱包才能鼓起来，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以后，才会真正，长久地增加消费，从而扩大内需。可要想促进内产，最关键是要转变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把中国经济的发展主动力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转移到本土民族私人企业上面来，不仅要把民营经济当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益补充，而是要把民营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主要角色和根本基础来看待，只有最广泛地促进中国私人企业的发展，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潜力才会有根本的保证，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济崛起，哪个不是主要依靠本国的私人企业的发展才取得的。
根据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政府及国有垄断企业的经济活动是相当低效率的，它的投资活动固然会增加当期的需求，可是对于增加持续性的产出和就业，却是没有多大用处，它根本不可能支持起一个的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
从另一方面看，经过这么20多年的引进外资和发展外贸活动，外资外贸在我国的经济产出中已经占具了相当大的比重，工人工资在逐步增加，汇率也在小幅度上升，外资外贸的边际收益也越来越低，想要再上一个大台阶已经很困难了，近年来日益频繁的国际贸易摩擦就是中国外贸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高比率的明显信号。当政府及国有垄断企业及外资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被逐渐耗尽后，本应该作为一个国家经济主体的民营企业却又因为政府的歧视和限制而无法持续发展壮大，无力为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马车，那么要是中国的政策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的话，此后中国经济将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拐点，经济增长率会大大放慢，中国奇迹可能就此结束了。
而且纵观世界经济历史，有哪个国家是主要依靠国有企业或外资来实现国家富强、经济崛起的吗？美国、德国、日本，哪个国家不是主要依靠内资民营企业才实现经济崛起的？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福特公司，德国的西门子公司，大众公司，日本的丰田公司，索尼公司，这些世界著名的大企业哪个不是本国的内资民营企业？
依靠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带动技术进步、带动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简直是天方夜谭。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不可能依靠外资企业，也不可能依靠国有企业，我国对汽车国有企业保护了几十年，可结果是汽车国有企业却几乎几十年没有任何进展，不得不又开始搞中外合资企业。
阿根廷对国有的计算机企业进行了10多年的保护政策，可结果是国有计算机企业死气沉沉，毫无创新，最后又不得不开放市场，可见，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是不可能依赖与国有企业的，而我们又很难完全相信外资企业，因为它们本身具有很强的游离性，往往追求只是成本的最小化。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不仅要问：数年后，当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的成本上升，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外资企业撤离出去后，可怜的中国，你靠什么？靠国有企业吗？大面积亏损，死气沉沉，毫无创新能力的国有企业都自身难保了，还怎么可能依靠它呢？靠民族私人企业吗？已经被政府严重限制和盘剥的奄奄一息的民族私人企业自身难保，还有力量创新，还有能力支撑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吗？
所以中国政府，请擦亮你的双眼，理清自己的思路，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应该由依靠外资外贸和国有垄断企业转变到大力发展内资民营企业上面来，培育扶植发展壮大我国的民营企业之路，才是实现经济腾飞，国家崛起的正途！美国、德国、日本的经济崛起之路不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吗？
中国经济要想赶超西方经济强国，就要摆脱新自由主义和贸易比较优势的理论影响。19世纪处的美国人少地多，耕地多的是数不过来，价格极其低廉，可它也没有按照贸易比较利益理论来发展经济，光光大力发展农业种植业，而是在被加拿大人称只为“爱国狂”理念的刺激下，实行了贸易保护主义和大力发展工业的强国措施，此举被当时欧洲不少的持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理论的学者嘲笑，可是仅仅过了50年，美国就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经济落后，人多地少，基本还是一个农业国家，按照贸易比较优势理论，德国最应该发展的纺织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可是德国并没有按照自由主义和贸易比较优势理论来行事，反而偏偏大力发展钢铁、煤炭、化工、电汽、机械等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大力促进私人企业的发展，结果了经过短短30年的发展，在20世纪的初期，德国经济一举超越英国，成为当时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在当时的世界市场上，德国是最大的钢铁机械产品出口国，而德国生产的染料占了世界市场份额的90%，电气产品站了35%，化工产品占了30%，机床占了30%，内燃机占了17%。
美国，德国等国的经济快速发展都是发生一个相对落后的环境里，二者都没有按照自由经济学说和贸易比较优势理论行事，可这两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产生了一大批著名的世界级大企业和知名国际名牌。
为什么没有按照贸易比较优势理论的国家反而在经济上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呢？贸易比较优势理论的主要缺陷在什么地方？在这里也不准备展开细讲，西方贸易比较优势理论针对其实是某些先天的，无法改变的行业，如书上经常举的农业种植业和葡萄酒等行业，但对于后天发展起来的工业就完全行不通了，工业完全是通过人们后天努力才发展起来的，它并不依赖于什么不可改变的先天条件。
比如说英国可以造钢铁机械，美国，德国难道就不能造刚铁机械吗？英国的工业产品先进，技术水平高，但是美国，德国同样可以通过自己的后天努力造出同样先进，技术水平一样高的工业产品，甚至可以造出更加先进，技术水平更高，价格更低廉的工业产品。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就对这种他称之为“杂货店老板”的贸易比较优势理论给予了批判，提出了有名的生产力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富强的原因根本在于生产力的增进。
中国人并不比美国人，德国人，日本人笨，可为什么人家不老老实实按照贸易比较优势理论行事，而通过依靠促进本国私人企业的大发展，通过大力发展本国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来实现国民经济的大跃进，从而实现国家的富强，经济的崛起，难道中国就不可以吗？难道中国就一定要老老实实按照贸易比较优势理论，一直扮演低微的世界打工者的角色，拼命赚取那份可怜的微薄加工费，还要看别人的脸色过活？我们是时候需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