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改革要让老百姓获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参加“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0)颁奖典礼”，并作为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0)获奖人领奖，他在演讲中指出，中国在改革中市场经济理论中帕雷托改进，收益要让老百姓体会到，从而获得老百姓的支持。
周小川表示，从改革和开放的角度来讲，追求在动态下不断实现帕雷托改进。而帕雷托改进使得改革能够在步骤上尽可能给全体居民带来更大的福利，让老百姓能够体会到收益，从而获得改革的动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各级干部对改革的支持。
周小川指出，中国在改革中坚持了渐进主义，但和很多国家相比，还是速度很快的，又没有像休克疗法那样，改革中强调了发展、稳定相互之间的关系。既坚决、又掌握渐进主义改革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因“整体改革理论”获得中国经济理论奖。
三位获奖者的获奖理由是：从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10月中央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央对经济体制的整体改革并没有形成什么方案。经济改革基本上是局部的、零敲碎打的和自发式的。1985年前后，鉴于单项突进的改革的严重缺陷，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波动。以吴敬琏为代表的部分经济学家对是否应该继续沿着“放权让利”方向前景持有怀疑态度，认为在改革过程中所产生的突出矛盾，或者说因其改革上的不协调、不配套而出现的某些消极后果，与改革不系统、不配套有关。
该理论的救治之策在于推进配套改革，在搞活企业、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实现宏观经济管理模式转换等方面相互协调，从而使新经济体制的主要支柱较快地建立起来。他们主张政府进行价税财联动的改革，在商品流通上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并参加了1986年国务院领导提出的“价、税、财配套改革”的方案设计工作，成为与“企业改革主线论”主张不同的“整体改革论”的主要代表。
以下为发言实录：
周小川：各位来宾，晚上好！首先我非常感谢中国经济学界，对我们研究的关注、支持和鼓励，像吴敬琏老师所讲，对中国经济学界鼓励和支持。我也感谢组委会组织了今天这场活动，使我们有机会接受这个奖项。
应该说本来今天吴敬琏老师到这里做一个讲演，但是我也弄不清楚他的情况，他让我来领奖，我没有任何准备。
我想猜想一下，我在这里讲什么好，我不知道前面已经放了两段挺精彩的短片，吴敬琏老师已经讲了话，同时，短片为大家做了介绍，这个团队有众多的经济学家以及实践工作者都在这中间做出很大的贡献，我们对他的贡献和深入研究做出奉献的精神表示感谢，我想我如果要能讲的话，希望对吴敬琏老师所率领的整体改革理论研究简单说几句意见。
首先第一个方面，我想这个理论强调改革从旧的集中型计划经济体系向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一个转变，这个体系是整体的系统，不可能拼凑起来，事要一件一件做，但是最终体制之间有很多相互关联的内容，所以是系统的构建，表明改革开放具有整体性。
最典型的转变里面包含了最开始大家希望把我们见到不同的经济体制中优点简单拼凑起来或者元素简单拼凑起来，最开始比如有一些像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慢慢大家接受这个改革是系统性的，不仅包括不同的经济领域，还进一步发展到法律体系，发展到社会的体系，这样的改革初步比较有系统性的描述就是刚才短片中所提出的，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十四届三中全会在1994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50条，基本上反映了整体性的概念。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既然是整体性的转变，就会涉及到哪件事应该先做，哪件事后做，怎么样做呢？使得改革能够尽量平稳，同时取得成效，同时在进程过程中给大家带来福利。因此这个题目就变成最优顺序的问题，改革应该怎么样安排各项议程的顺序，最优顺序是非常难的题目，每一项改革的利与弊以及收益都有改革，每一项所受到的约束条件不是十分清晰，具有一定模糊性的，同时有些问题存在争论，因此实际上最优顺序是非常难以论证和进行设计的。对这项问题的讨论是有益的，正因为最优顺序的讨论，使得可能最后能达到一个次优的顺序，而不是很差的顺序，这也是整体性改革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三项内容，我不知道吴老师同意不同意，我们一块讨论过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市场经济理论中生产要素最优配置的问题，导致帕累托最优，最优境界在理论上来讲是比较好认识的，从改革和开放的角度来讲，追求在改革进程过程中，在动态状态下能够不断实现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使得改革能够在步骤上保持尽可能给全体居民带来更大的福利，也就是改一部分获得一部分收益，收益让老百姓能够体会到，从而获得改革的动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各级干部对改革的支持。当然，这个做法也是在研究和论证方面有多种多样的内容。总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也确实是在这方面取得了成效，不像是前苏联和东欧有些改革，由于不能够及时带来改革的福利，甚至带来GDP的下降，从而很早就出现所谓改革疲劳症，另外对开放也出现很多反弹的情绪。
第四，中国坚持了渐进主义。渐进主义反映了改革是一个大的系统，也是一个大的系统转变，同时需要有一个顺序的安排，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帕累托改进。因此渐进的改革，是有它内在的理论基础。与此相对应的是，我们也看到了，在另外一些国家出现了休克疗法，休克疗法和现在相比，大家可以有很多的评价。
我在这里头不想全面地评论这个问题，只是想说3个方面：1、人的思维转变，包括居民和经济学家，也包括政策的决策者，思维转变有一个过程，有一个不断认识和转变的过程。不断是对旧体制的认识还是朝向新体制，对新体制的研究和理解和过度过程都有这样的过程。2、涉及到渐进主义，中国虽然说渐进主义，但是我们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改革开放相比，实际上我们的速度还是相当快的。因此，我们才获得了这么多的进展。又和某些休克疗法相比，表面上看我们没有他们做得那么快，但是这个过程中经济效益的状况情况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中国在近20年中，强调发展改革、稳定之间的相互关系。3、配套关系。改革需要很多相互配合的关系，改革相互配合关系如果做得不好的话，可能代价比较高，收益比较小，同时也不容易获得更多的支持。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看，既坚决，同时又掌握渐进主义改革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里肯定还会存在很多值得争议和具体的问题可以讨论。
第五，改革问题涉及到的学问，有人归纳为改革经济学，也有人归纳为转轨的经济学。我个人在八十年代末期曾经介绍过国际上特别是匈牙利一位经济学家对于改革经济学学术质量评价的报告。既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看到旧系统的低效，要朝向一个新的系统进行转变，它的很多内容都是过度性的，研究很多系统相互关联和配套性的关系都是动态转变的过程，时间过去以后，再回头看，当时的研究似乎没有太高的学术质量，当时在转轨经济学界普遍有这样的讨论。但是，动态变化中如何实现最优或者较优实际上也是很有学问的，就像学术里头所讲的，和动态规划内容有相近性的。改革要处理小样本问题，不可能有大量的数据支持论证改革及其配合关系的优化程度，因为样本非常小，我们在七十年代末看到的体制，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就已经不大好用了，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所能收集到数据，首先要有一个制度的稳定性。如果制度的不稳定，样本回归出现很大的问题。研究在小样本情况下，如何进行决策的问题。与此相关，改革经济学必然特别重视横向比较，所谓比较经济学，我觉得吴敬琏本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横向比较、经济体制比较中间获取很多的素材，而是说不容易从时间序列得出非常明确的结论，可以注意从横向比较中获得理论。在改革经济学当中重视思维转变，因为思维转变确实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题目。
第六，整体改革结合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推动两种方式。改革有些内容比如早期的改革开放，1993年市场经济50条基本框架，19994年外汇改革和税收改革，比如说中国加入WTO以及我们所做银行体系的改革，这些都有整体设计自上而下的特点。我们也有大量的发动群众、发动基层政府自下而上的改革，这两者应该更有机地结合起来。有些改革也是有意鼓励和支持，来自企业、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他们推动这些改革。比如说我们的农村改革、多种所有制的发展，这种东西都有上下的结合。首先是服从实践检验的，最后从实践来说，这个改革是好还是不好，是成功还是不成功？联系到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另外，在大国竞争中也是推动改革开放，有些地方会率先敢于冒一定风险实行改革开放的措施，在这个过程当中表现出优势带动整体的改革推动。因此在内容中也包括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相互结合。
我想今天利用这个机会做这样一个讲演，试图替吴老师做这个讲话，帮助他解释一下，他所研究的思想。但是我觉得也可能说得不好，他自己说得会更好，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最后再次感谢大家对这个活动的关注，感谢中国经济学界对于理论创新的支持，对于改革开放的支持，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