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回忆录中披露，在白宫的午宴上，布什抛了一个他喜欢问各国领导人的问题给中国领导人：“什么事情会让你晚上不能入睡？”
布什说，他睡不着觉时是在担心又来一次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胡主席很快答道，最大的关注是在一年里创造25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
而李克强总理最近在中国工会的公开课也提到“稳增长是为了保就业”。
中国领导人的谈话实际揭示了中国社会和经济运转的内在主线 — 促进人口充分就业下的经济增长。
促进人口充分就业，是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几十年来的最大难题和最大目标。
从建国初期即设定城市农村就业二元制，，到六十年代要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些都给中国社会打上了极深的烙印。改革开放以后政策都发生了改变了,但是就业仍然是个大问题.
本世纪初的最大一个经济事件就是，经过长期艰苦的谈判，中国加入了WTO。中国领导人忧心的一件事情终于落了地，国际贸易资格问题不再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遏制、敲打中国的一张牌，再也不用担心仅仅一个行政命令就可以简单地把中国商品挡在门外，从而为解决中国就业去处了一个最大障碍。
如今事情在发生改变，转变的历史性机遇终于要到来了。在今后的8年内，20-59岁的劳动总人口将保持不动。而采用20-59岁（男）/54岁（女）的计算口径，劳动总人口则以平均每年150万的速度减少。采用男女统一20-59岁的计算口径，从2022年开始的若干年，劳动总人口将以年均800万人的速度减少，从2022年的8.5亿共减少8000万到2032年的7.7亿。（可见文章一“退休潮的涌来”的GIF图 ）
我认为在未来的5-10年内，中国将出现以下改变：
1 劳资关系更加向劳方倾斜
2 产业升级
3 资本项目放开 人民币自由化
4 中国对外贸易将更加趋于平衡
5 唯GDP主义被压制
6 政府等公务部门将减员转型
……
1 劳资关系更加向劳方倾斜
作为先导证据的是农民工就业。因为农民工（其实我觉得叫外出务工人员更好，不限定是农村居民）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就业年龄特点，他们不象城市白领一样，可以几十年如一日地一直工作到退休。到了一定年龄，他们更倾向结束多年的漂泊，回家乡定居和就业，帮助小儿女带孩子。以我曾经做的一个小统计为例，某制造业公司工人过了45岁数量开始明显下降，45岁以上工人占全体工人数量约15%左右，这显然不符合平均分布特征。而全国45岁以下总人口总数高峰，出现在2007年（记住文一的1962年就可以了）。基数供给出现减少，形势对农民工更加有利。农民工工资变动趋势是全社会工资变动趋势的先导指标，其带来的社会变化也将带动全社会稍晚的同向变化。
由于劳动力供给减少，天平整体上在向劳方倾斜，劳方对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进行议价的能力上升，劳方将期望更多的报酬和福利，更少的工作时间。
制造业有望过度到普遍一周5天工作制。在市场的作用下，劳动力价格将缓步持续上涨，部分以量大价低利润薄著称且毫无技术含量的工厂将在竞争中倒闭。劳动者同时也是消费者的收入增加，短期内带来消费能力上升，同样也因为生产商工资成本增加，商品售价也有一定的上涨动力，中期带来物价上涨的压力。
2 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我的理解是,用更佳的资源搭配,取得更大的收益。劳动力成本一直占生产成本的较大比重，劳动力成本上升必然会对生产产生较大影响。
劳动力减少，中国是否会缺劳动力？我认为中国从来不缺劳动力，所谓缺，缺的是廉价劳动力。中国的某些雇佣方（资方）总是抱着老脑筋不放，按照老经验行事，期望还能以以往的低廉价格来雇佣工人，获取利润。 最典型的就是前几年广东一些地方的春季招工。如果你愿意把现行工资提高几百元，还会招不到工人吗？这种单纯以牺牲工人收入福利的代价来向国外客户输送廉价福利的模式已经不能畅行了，这种企业如果不能及时改变思路，转向从下游客户那里赢取利润的话，早晚会被淘汰。又比如说，某地乡村找不到年轻人，办点红白事都凑不齐人手。试问，假如当地有足够多以及合适收入的工种，年轻人还需要到外乡去吗？怎么会缺人？近年沿海有些工厂内迁，比如转移迁到劳工重地川渝，当地的年轻人就不用出省了，甚至可能在家附近上班。（沿海的某些地方可能会盛度而衰，总共出口市场就这么大）
如果你觉得人力资源贵，你可以用其它方式替代。以纺织行业为例子，第一印象这是个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购买更高档的机器设备（资本投入），可以减少人力成本。人力与资本存在着一定的取代关系。又如，富士康总裁宣布要添置一百万台机器人应对劳动力价格上涨云云。
产业升级都是被逼出来的，那些还没意识到这点的企业恐怕早晚会出问题。至于应该如何升级，升级以后是什么样子，各方重点不尽一致，地方政府最期望的是营业额增大，利税多缴。中央期望的是更加环保，行业领先。企业期望的是成本下降，占遍市场。作为市场的实践摸索者应该会更加清楚，谁能最先应对好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在内的种种压力，谁就能好到最后。
3 资本项目放开 人民币自由化
先说说日本。由于拥有对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日本政府企图以日美关系作为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基石，同时也是因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扩大内需成为转向必然选择，为缓和与国际社会的关系，1985年日本参与了和美国签订《广场协议》，加快了日元升值的步伐。日元大幅升值，为应对升值压力，日本采取了低利率的货币扩张政策，超发且低廉的货币刺激了市场行为过于投机，导致日本的经济泡沫迅速膨胀，并最终在90年代初期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泡沫破裂，日本经济出现大倒退。（这点和中国现阶段真的很象，幸好新一届政府不再提倡刺激政策了）有人认为这是美国打击日本的阴谋。而事实上，美国全方位控制日本，军事上美国在日本驻军，经济上，对要害调节工具—汇率（美元兑换日元的汇率）也始终由美国人暗地操纵，如果没有得到美国同意，日本央行的喊话和市场干预就会象石头投河，除了当时冒几个泡泡，啥结果也没有，白费力气。只有在美国的同意或者默许下，日本央行的市场行为才能奏效。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走向，很大程度上由美国人发牌决定。
而现在人民币对外的汇率名义上“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际上还是一种管制汇率，以钉（PEG）住美元为主，兑换其它货币则是看该货币兑换美元的变动情况相应变动。由于中国资本项目没有自由化，只有经过审核的有贸易背景和投资创业的资金可以按照需求在设置的额度内进出，其它资金（热钱）不可以随意兑换并频繁进进出出国境，中国的外汇市场被防火墙围护，所以汇率可以被以国有大银行为主体的做市商维持在央行可以接受的波动水平内。更进一步说，人民币和港币一样，就是翻版的美元，比美元和港币还要有升值空间。在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初期阶段，中国正在证实，对于其它国家而言，人民币除了暂时不能自由兑换外，比美元更加具有收藏价值。这恐怕是中国推行人民币国际化的一种初期策略。
关于货币自由化的好处，作为一个大国，货币自由化后有人认同你，如同你在村子里，只要开一张白条办事就可以畅通无阻，乡亲们甚至把你的白条等同货币，互相进行流通结算，这里面皇帝般的便利和好处谁不喜欢，得到好处的食髓知味又哪肯轻易放手。当然放在国家层面，利益要更复杂一点。看看美国的货币霸权，美国对欧元的忌讳，发动货币战争压制新兴国家，就明白了。而货币长期不能自由化，就意味着得集中力量去维持它，必须牺牲其它方面的利益，比如攥着大量别人的白条，扭曲了商品价格，牺牲了市场效率。
实现人民币交易自由化，就必须撤去防火墙，由多方来参与市场买卖，就会产生较大的汇率波动，就会产生汇率风险，以世界几个主要自由货币兑换美元汇率来说，一年内波动幅度在10%就算少的了，多的有15%都很正常。那么将来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呢，也许年头是1美元兑换6元人民币,年中是6.5元人民币,年尾是5.8元人民币,来年年初又回到6元人民币。当然，也许根本没有这么大，但一年上下5个点还是很正常的波动。如果人民币过度升值，就会有一些出口型工厂无利可图甚至亏损关门。如果放在还在寻求就业扩张的情形下，这是很危险的，根本就不可接受如此的波动，压根谈不上汇率自由化的制度安排。如过早放开->汇率市场自由波动->企业无法承受->就业危机,或者 过早放开->汇率市场上为维持某底线,国家队重金与外国资金博弈->国家队无退让余地,一旦没顶住就崩溃,后二者都完全是自找麻烦,不如维持现状不放开。
但如果发生在劳动力供给持续下降的情形下，中国的承受能力就大大增加，就有条件实施自由化。2012年中国的出口商品2.95万亿美元（由于存在大量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到中国加工后再出口，即加工贸易的情形，真正的净输出价值没有这么多），GDP折合8.2亿美元,出口占比很大，汇率对国民经济运行还是影响很大。为了避免这么大的波动产生致命的结果，必定有相当一部分进出口企业会去寻求外汇期货期权工具去锁定利润和风险，而货币自由化时对汇率的定价主导权的争夺是双向的,涉及到双方两个国家,不再是中国一方能一手遮天了。中国要做的就是话语权上能平分秋色，在市场运行到当局承受边缘时立马发力把它弹回去。这必须靠强大的经济活动实力来做后盾。而中国资金还将谋求通过在本国设立的由全球资金自由交易的期货市场上夺取部分商品期货期权的主导定价权。（就业无压力前提下->汇率市场自由波动->再谋求期权期货主导权,）
那么，人民币自由化，或者缩小一点说，资本项目放开，将会出现在什么时候呢，这和劳动力走势密切相关。如前面所述,从2022年开始的10年，将以每年500万人的速度减少。从就业的角度来说。2022年之前的某个时段实现自由化，条件已经成熟。
作为人民币自由化的副产品，反洗钱和财产公开等措施会同步提上日程。很难相象，不当所得能被随意地被汇出国境，这伤害到国家的金融安全（本质是某些人窃取国家所持有的外国白条到外国去为私人挥霍），所以更严厉的反洗钱措施，包括限制大额现金交易，财产收入审核等西方常见的手段将出现在中国，税务局的监管会比现在厉害。而现在流行的对境内外利率差和汇率差进行套利的骗贷和虚假进出口等经济活动将无利可图。
4 中国对外贸易将更加趋于平衡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随着中国制造的壮大，中国商品凭借着价格优势越来越多地进入了西方国家，数量越来越多，品种范围也越来越广。西方国家即便工资一个子未涨，也能感受到中国给它们带来的价格福利，钱包里的钱能比以前买到更多商品了。在中国扩大出口的这个过程里，中国输出的是价格下行。即便如此，还频频遭遇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倾销，它们指责我们的商品太便宜了。中国人是打断牙和血往里吞，还特怕反倾销把就业机会给堵了，实在是太憋屈了。而现阶段及以后，它们感受的将是中国输出的价格上行，成本推动型的价格上涨。即便出口竞争严重，也不能谈判杀价压下去。好在日常用品在它们民众日常开销中的比重也不过十分之一二，即便中国商品涨价10%，也不过多增加1-2%的开销，影响不大。
从过去几年的历史看，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从2005年汇改前的1/8.27持续升值如今的1/6.1水平,升值25%，以及中国国内通货膨胀,物价和劳动力价格都有很大的上涨,仍然没有改变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这一情形。恐怕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改变这一现状。中国是世界的最大的劳务输出国，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是素质比较高的，有基础设施好，劳动力又勤快，准时，保质，虽然不是全球最便宜，但绝对是总体性价比最高的，选来选去，多数单子还是给中国做。
很早我就惊奇地发现现在的G8国家（八国集团）中有7个，和当年庚子年八国联军的七家，是一脉相传的。是哪些国家呢，有英、法、德、意、美、日、俄。它们当年在全球范围划定势力范围，或建立殖民地，转移国内压力，压榨落后国家获利，可谓一步先机，步步先。中国耽误了很多机会，还得埋头苦干。
由于汇率由市场决定，汇率将会自主调节中国对外贸易趋于平衡。中国净进口的物资主要是大量的能源和矿产，净输出的主要是高效管理产业环境下的劳动力价值。虽然中国会遭遇印尼越南菲律宾等东盟国家、以后可能来自印度次大陆、乃至非洲等国家的出口竞争，采用自由市场来决定世界商品和劳务的流向，更加有效率，中国有能力有水平来承受这种挑战，中国可能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间阶层，或者说两者的混合体，中国会同时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口不同类型的商品，同时输出不同类型的商品。我相信正如发达国家，比如说老龄化的日本，虽然有过多年的发展停滞，仍然可以处于世界产业链的顶端“盘剥”链条中的其它成员，凭借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和勤劳程度，完全可以在全球产业链中获取更有利的地位和更多的利益。
5 唯GDP主义被压制
由于劳动人口变动趋势，胡主席任期所处的需要创造年均2000多万就业机会的年代已经过去了。1987-1990年平均每年的出生人数约为2600万，那是中国实施计划生育后的最大一个高峰，其水平与60年代末的生育高峰年均水平旗鼓相当，是计划生育后遭遇到的一个强劲反弹。
目前是劳动力数量处于转折的顶端平台，不久将下降，那么李总理为什么还要提到要增长，稳增长是为了保就业呢？现在实际上是测试多大的经济规模使得劳动力完全出清的时期。由于50多岁数的人和年轻一代就业不一样，他们有很多人生活在农村，而在城里的也有很多人没有固定就业，这些人即便到了60岁，也不存在让出就业岗位之说，而年轻一代必须立刻在城里解决就业，李总理说GDP增长1个百分点能拉动150万人就业，所以必须继续扩大经济规模来拉动就业。
一旦市场给出了劳动力充分就业的信号，那么中央就没有了顾虑，就有了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调整的空间。产能过剩企业将会被勒令不得给予补贴和扶持，有一些企业会逐渐被市场淘汰使得市场恢复供需平衡，不环保的重污染企业将被强行关闭。我认为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信号将出现。
现行做法对某些污染企业过于宽松，使得企业节省了清污费用，其产品以不正当的成本流入市场。虽然缴纳税收，但造成了污染，毒害了大众。实际上是牺牲大众的健康利益来补贴政府收入。而企业本身的从业劳动者虽然表面上解决了就业，但今年赚取的收入也许还不够日后看病治疗的费用。维持这样的企业长期存在，实际上和饮鸩止渴差不多。这样的企业如果不加大投入改善排污，势必会成为打击对象。因为其在战略上失去存在价值，地方政府将另寻产业出路。
在这里我特别想说说“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它的最大一个表象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经济出现停滞甚至倒退。于是乎，有些人建议，当前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还要继续猛加火力刺激，以跳过这个陷阱。我对此的评价是：更加中了陷阱，而且还更深。
“中等收入陷阱”是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长期没有得到释放解决，终究在或内或外或合力力量的冲击下，集中爆发，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南美和东南亚都是这样的反面典型。（目前公认跳过陷阱的成功典型不多，比较有影响力的就是韩国）
6 政府等公务部门将减员转型
在过去三十年里，几乎每十年政府公务部门都要搞搞机构改革，初期是减员运动，但实际上没办法安排这些富余的人。在社会整体就业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原本不需要扩员的，也被要求招新人以消化一部分就业，反而越来越肿。
如今形势终于历史性地扭转过来了，伴随着劳动力市场萎缩，和某些行业和企业的关张带来税收减少，政府再持续实施大规模的凯恩斯政策来刺激额外就业没有了目标上的依据。而且作为刺激政策大头方向的公路网铁路网等铁公基设施越来越完备，没有长久实施的可能。
从经济学意义上，现在的财政资金存在很大浪费，或者使用效率很低下。市场上资金不少，但是能发挥乘数效应的资金比重不大，很多资金都沉淀了。
综上所述，政府推进合理减税，公务部门减员转型具备了实施条件，将成为合理选择和被迫选择。减员可以是直接裁员或者多出少进（每年新招的人手少于每年办理退休的人）。政府的职能将从社会主导型向轻干预的服务型转化。政府通过刺激社会个体的活力来发展经济，以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社会个体的干预将越越来越松，更多的社会经济活动将从事前审批制向事后调节制转变，法无明文即不禁止，国有企业除了规模优势以外，也不再享有领域特权。外资企业将与内资企业一视同仁，其享有的超国民待遇，比如“两免三减半”的所得税税收优惠将被逐步缩小取消。吃财政饭的事业单位等机构也将发生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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