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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是晚上逛街还经常被老板叫回去
直到看见那男的亲密搭在她的肩膀上,当时下着雨,也就提醒他注意安全就没有说什么了,发陌陌也没有回,她和我吵架然后不理我,
先到的我家,我这究竟是遭了什么孽！或者是上辈子遭了什么孽？要来承受这种苦难,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后来过了老半天才来,便起狠心打我,二十几年都这样过了,那你见我没理你了,完了他开车送我们两个回家,我又怎么可以找到一份谋口实的工作养活自己呢？我不明白,可是结果大家都闹得不欢而散,我闹是我没道理,但是没什么收获,他居然没过,我结婚三年多的丈夫在一次吵架中,干嘛老要送别人回家,我说,他就没理我,我要靠什么生存下去？以后有谁会要我？我剩下的日子怎么活？我做不了农活怎么负担生活？我这样的面容旁人怎么看的下去？我出门打工也不会有人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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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关于这段演讲，如今有了各种各样的传说，“两面派”当时就在现场，今天，不总结，不概括，更不断章取义，根据演讲现场录音所整理的文稿原文呈现。这里有对中国媒体的独到分析，不论你是否同意，请尊重事实。
我今天到这里来跟大家做交流，刚才陈院长说了，《环球时报》和我本人都受到了一些争议，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在有影响力的同时也伴随着很多争议。我今天来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对国内媒体的一些看法以及介绍一下我们自己的做法，说一些我们认为很真实的情况，和大家一起来互动，过一会儿我会回答大家的提问，我也希望大家把你们最尖锐的问题都想出来，每一个问题就像一个鸡蛋，就像一个西红柿一样，然后向我扔过来，我愿意回答大家所有的疑问。
中国媒体近年的变化
中国媒体近年变化还是很大，我来过（香港）几次，但是昨天来跟香港的一些新闻界的朋友们进行接触，中午见了特区政府的新闻处几位官员，刚才有几位香港媒体的记者采访我。我发现大家对于内地的媒体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事实上包括内地的一些官员他们对内地媒体的生态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也不太清楚，我去过内地很多地方做讲座，包括接触内地的一些官方机构，在官方机构里给他们讲内地媒体近年来的变化，他们也不是很清楚。今天我想把我了解和感受的真实情况向大家做一个报告。
内地媒体大家知道，过去只有党媒，就是比较简单的传统意义上的党媒，标志性的报纸就是《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等，我可以管当时的媒体叫一极的媒体世界，单极的媒体世界，就是只有纯粹的党的声音。在那之后媒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轮变化应当说是来自都市报的冲击，都市报在90年代初开始崛起，发展很快，这些报纸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是由党报办的子报，比如说天津《每日新报》上属《天津日报》，各个省都办了很多这样的报纸，从理论上说它们依然是党的机构，但是它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们生活在市场上，党不给他们钱，反过来党还向他们收租，像《环球时报》办了以后，我们要给《人民日报》上交一部分利润，但是《人民日报》是不给我们钱的，所以我们必须到市场上去生存。党报有国家帮着他们计划，维持它们的生存，扩大它们的影响力，但是我们这些报纸国家不管，完全靠我们自己到市场上自生自灭。那么怎么办？我们就面临着在市场上生存的问题，我们的报道就必须符合老百姓的口味，我们必须考虑市场上的要求。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个现象，我们同时有了两个老板，第一个老板是党，是政府，第二个老板是市场，是群众，那么我们必须适应这两个老板对我们的要求。《环球时报》就是典型的这样的报纸，首先我是《人民日报》任命的，《环球时报》是《人民日报》的全资的子公司，那么《人民日报》随时可以撤掉我，大家想我会有点害怕，老板你肯定会害怕他，所以《人民日报》一定会对我产生影响，但是同时你想想，我这个报纸一办起来然后我就到社会上去卖，我必须把我的报纸卖了，现在我们的销量很大，大体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市场类媒体，这个过程我们就不断的要得到市场的支持，老百姓的支持，我们的读者的支持，这时候他们就变成了我们的老板，我们必须听他们的，我必须既要听党的同时又要听市场，听老百姓的，所以这两个老板就像两个鞭子在抽着我，我是个陀螺，一会儿这样转，一会儿那样转，所以我们就必须要适应这种环境，必须要在两个老板之间形成平衡，在他们的要求之间形成平衡。所以，很多外国人都问我，说你是不是官媒，我说用我是不是官媒这个词概括不了目前我的真实状态，就这个词是个老词，因为它对应的是80年代以前的那个世界媒体的分类，《真理报》、《消息报》都是官媒，《纽约时报》是民间的，因为它是一个公司，那样区分比较容易，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就不一样了，这时候我就要不断的进行变动。但是很多人说你很难啊，外国记者就问我这两个老板你怎么样平衡，早晚你要被杀掉，我一想也是啊，要不然共产党杀了我，要不然老百姓杀了我，就这两个选择，我怎么办。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把这两个老板伺候的都不错，老百姓很喜欢我，老百姓非常欢迎我这个报纸，所以我的报纸卖的最好，是中国在市场上卖的最好的报纸，没有哪个报纸比我卖的更好，这就是市场类的报纸，当然有些党的媒体靠官方发行，那是另外一回事，完全到市场上去卖谁也卖不过我，我们没有官方任何支持，每一次靠我的发行员全国各地去跑，他们去推动我们报纸的发行，就这么把报纸卖起来了，所以你想一想老百姓多么的支持我们。如果说每个媒体都不能代表老百姓，都不能代表社会，但是我们所代表的那个群体要比别的稍微大一些，因为我发行量比它大，所以老百姓很喜欢我。但是政府在这方面他宽容了我，他容忍了我，这是个博弈过程，因为你要报道很多东西，老百姓希望扩大资讯源，什么事都想知道，官方永远希望这事还是少知道点好，全世界的官方都是这样，他都希望少惹一点麻烦，比如说我们报道外交，两个国家发生一点冲突，他希望内部解决就算了，但是媒体要把这件事情张扬出去，把这件事情炒大，不炒大我们怎么生存，所以全世界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是把这件事情给炒大，所以官方不愿意。所以我们面临着官方的一种天然的不愿意让我们做那么大，但是官方逐渐容忍了我们。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发现逐渐的慢慢我也是自己悟出来了，我发现因为中国政府和老百姓他们之间的差别没有我们通常想象的那么大，就他们的基本利益还是一致的。这个我要说一句真心话，就是政府他总是希望把这个事情做的简单一点，不要那么复杂，但是他还想推动社会进步，还是想推动一些问题的解决，老百姓他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国家大的利益是有相通的一面，所以我们《环球时报》就尽量扩大这个国家与大家的共同利益。比如政府跟老百姓，大家都处在这种环境下，有政府这么一个老板，老百姓这么一个老板，有的媒体处理这个关系的时候出发点不是特别一致，有的媒体就是不断的扩大政府跟老百姓之间的差距，扩大这个社会的冲突，。而《环球时报》我们面对中国的现实，我们在全面报道，客观报道社会所有分歧的情况下，我们的出发点还是致力于我们希望促进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沟通，而不是扩大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的对立，我们是尽量把这件事情往一起沟通，我们有一个这样大的初衷，所以逐渐逐渐的，我们报道了老百姓的呼声，反映了老百姓的真实看法，你无论叫爱国主义也好，叫民主主义也好，反正老百姓的很多看法通过我们这个东西给他表达出来了，而且报道是他们愿意看的，所以老百姓都买我们的报纸，发行很好。而政府刚开始很不是很适应，这个过程就需要慢慢的适应，因为我们往前走，一步一步的往前开拓，我们不是一步到位，《环球时报》每年都跟去年比，我们都感觉我们今年办的更大了，大家都有这种感觉。我记得96年刚从南斯拉夫回来，我当时是《环球时报》副总编，我们当时就议论，说《环球时报》什么时候哪个国家政府到中国来访问的时候我们能够批评批评这个国家，能够讲讲两个国家的矛盾，而不是老歌颂两个国家相互的友好，两国传统的友好关系，一衣带水，渊源流长啊，能不说这样的废话，那是我们当时的梦想，但很快这个梦想逐渐逐渐实现了，就是我们一步一步的突破出来的，后来美国克林顿总统来中国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们头版登了一个文章，登了一张照片，克林顿身上扎的全是箭，他穿了一个盔甲，我们的意思就是克林顿顶着压力来中国，就是美国人不希望克林顿来中国，人家美国对中国的意见很大。我记得那是我们一个突破性的报道。但是你想想今天的报道是多么平常，但当时我们很不容易把这个给突破了。像朝鲜的问题，朝鲜的问题完全是《环球时报》给突破的，过去一说朝鲜，“经济建设取得了新的成就”，全是这个东西，“中朝人民鲜血凝聚成的友谊”，全是这样的报道，但是后来我们慢慢报道了，朝鲜水灾无情，朝鲜严重缺粮，我们记者在旁边的草坪上草都让人挖走给吃了，朝鲜一看急了，你们怎么能这样报道你们的兄弟国家呢，后来我们跟他们说我们是想帮你们要点援助，多给你从中国要点援助，朝鲜一想也有点道理。特别凑巧，在我们的报道出现之后中国政府真的给了朝鲜一笔援助，朝鲜一看《环球时报》够朋友。但是即便以后我们批评朝鲜的核政策，批评朝鲜很多东西，批评的非常多，朝鲜对我们意见很大，以至于我现在不敢去朝鲜，我们的记者可以去，我自己不去朝鲜，因为我担心我去朝鲜会出点什么问题，因为朝鲜对我是很有意见的。《环球时报》批评朝鲜很激烈，朝鲜一搞核试验，《环球时报》批评的非常激烈，朝鲜炮轰韩国的时候我们批评的非常激烈——延坪岛事件。俄罗斯打咱们中国船，在远东他们船拿炮打了我们那个船，我们船跑他就打我们的船，那时《环球时报》非常激烈的批评俄罗斯，后来俄罗斯大使找中国的官员，我们听到说这样的话，“《环球时报》到底还有没有党支部？”，那时我们也面对了很多压力。我们就逐渐逐渐一步一步往前走，但是我们不是一步到位的，慢慢的往前走，直到走到了今天。
外界有很多误解，就认为共产党在设立了一个局，就是专门给《环球时报》提供一个特殊政策让《环球时报》去报道一些别的媒体不能报道的事情，这纯粹属于胡说八道。你们想想政府怎么能够设计这么精密的一个系统，政府哪儿有那么高的智利水平，政府是做不到的。真实的情况就是《环球时报》不断往前闯，不断往前走，政府一点一点的适应和宽容了《环球时报》，他发现《环球时报》也没给他惹出什么惊天的大祸，逐渐逐渐的认识到了。有的人经常向我们提意见，说你们怎么又报，中日关系太激烈了，大家知道政府永远希望社会是平静的，所有部门都是希望这样，而媒体永远不说希望，我们没这希望，但媒体永远是抓住社会的一些冲突和动荡不放，所以《环球时报》也是一样，虽然我们没有香港的媒体那么激烈，那么自由，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不断的朝这方向拱啊拱啊，政府逐渐逐渐的宽容了我们，他们也感觉到挡不住了，他还是要限制一些，但是他不可能对媒体进行那么严密的限制，这是中国媒体的真实状态，也是《环球时报》的真实状态，这是第一个阶段，就是出现了一批都市类的媒体冲击了过去的一级媒体世界。
然后到90年代末开始，逐渐新浪网，搜狐网出来了，他们出来了以后，这些公司跟《环球时报》，跟我们都市报在身份上有所不同，他们的身份是一出来就成立一个公司，独立于政府的一个公司，不是党报办的，是哥几个凑一块办的一个公司，然后他们就折腾，然后到美国去上市去了，不是在中国上市的，你看他的出身就决定了他会比我们这些报纸更自由和胆大，所以他们上面有好多评论就出来了，一下子比都市报还厉害，但是毕竟它是一个机构，是一个编辑部，只要是一个机构，只要是一个编辑部就有一个集体的利益，新浪不敢把这个事搞的太大，政府要是卡他一下子，他在美国上市股票一下掉下来了，他承受不了，所以他就得做些妥协。搜狐也一样，腾讯网也一样，都得有妥协，所以你看他们首页的很多东西跟我们都市报也有相象的地方，他也有政治，他没有政治办不下去，他必须要做些妥协，所以由于他们身份更自由，更大胆，但是他们生活在中国这种环境中还是需要做一些妥协，所以政府对他们依然有一定的管制力。这是第二轮冲击，我叫互联网的冲击，比都市报更厉害了，所以都市报就逐渐的没有互联网影响大，你看互联网影响特别大，都市报在他们之下，互联网用的很多内容把都市报变成了一个一个的材料，都市报的风头被互联网夺走了，这是第二轮冲击。
第三轮冲击就是出现了社交网站，社交网站中出现了自媒体，就是微博，这种微博全是自媒体，是一个个人，它像媒体，但是更加自由，更加不受控制，所以它真是什么都说，那就是跟你们香港《》什么都一样，按照你们《》的标准来办自己的标准，所以那上面什么都有，骂共产党的，要先民主然后后杀人，明天民主杀你全家，然后直接骂共产党领导人，点着名骂共产党领导人，因为社会永远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或者有一些跟主流不太一致的情绪，这种情绪是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会有的，你再好的社会也一定会有，中国13亿人，百分之一是1300万，如果有1%的人，就是成年的会说话的人，我们说1300万的一半650万，如果这650万都特别有意见，他们如果扎堆到微博上，你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力量，哪怕他们只是1%，那是一种轰轰烈烈的感觉，感觉共产党明天就要完了，可是你回到生活中一看又不是这样，就是我们经常是处在这种一晃脑袋这个国家到底是什么样，自己我们也糊涂了。自媒体出现的时候，骂我的也主要在自媒体上，我上微博是被他们骗上去的，三年前我上微博根本就不知道微博是什么东西，后来别人就告诉我咱们微博老有关心《环球时报》的人，你要不上微博对咱们就不利了，那不行就上一上。后来跟新浪一说，新浪高兴坏了，新浪说很好啊，那一定认真服务，我也不知道，那就上吧。上去以后第一天一下就来了好几千粉丝，然后就开始砸我，一下把我砸懵了。我想我老胡人没那么坏啊，我知道我不是什么好人，但没那么坏，一上来就用砖头砸我，我就不明白。后来慢慢人家说一周之内将胡锡进砸走，我是当兵出身，战争中是见点死人的，见点世面的，然后伊拉克战争我又跑到一线去，那都是见过的，把我给砸走没那么容易，我既然来了就先不走，所以我坚持住了。今天微博的生态比过去更加严重，越来越不好，就是有那么一帮人盯着我，我说我的事，我也不知道是谁，全是一帮连头像都没有，就是黑的，贴着假头像可能觉得比较费劲，我估计他一下注册了一百个，拿其中一个骂我，后来我跟我们那儿人说没头像的给他拉黑了，拉黑了然后他又换了一个，至少是一百个，所以没办法，就算了吧。所以我们就不太在乎他也就拉倒了，这就是微博。所以你看中国的媒体现状就是这样，有党媒，有都市报，有互联网站和微博的人，他一轮一轮构成了中国媒体的真正的复杂的，多元的生态。
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用一个话来说，你是不是官媒，就像《环球时报》这样的媒体，我们做了大量的探讨，就是每天我做总编辑，我跟《纽约时报》他们这些都抱怨，我说在中国的总编辑真的很难，我每天都要面临选择，这个能报还是不能报，我每天都要往前推进一点，突破一点，但是我又不能走太远，我要保证我们一点的基本的安全。我记得我一个朋友在萨拉热窝做战地记者，当时我也在战区。我们聊天，他就跟我说，好记者绝对不会死，死了的都不是好记者，好记者就是我去了还能回得来，死了就不是好记者，很牛。我也觉得说的对，他说记者死是毫无疑义的，要死战士去死，记者得活着，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记者。最后他死在了塞拉利昂，我后来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纪念他，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西方记者，我很敬佩他，我活下来了。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危险，当时那种战争是混乱的战争，不断的穿越交火线，他们当时西方记者都在一个具体的地方待着，比如说在塞拉利昂他只跟一方打交道，塞尔维亚那边是另外一帮人打交道，他们很有钱，一个大团队在作战。当时我作为一个中国记者我是一个人自己开一辆车在战线穿梭，今天在这边，明天在那边，老过交火线，就是你老变，跑来跑去的，而且我们是一个人，当时我们的经费也很少，如果我当时出事的话，《人民日报》当时要一周以后才知道这个人失踪了，就是这么个情况，但是也闯过来了。记者，媒体就是这样一种状态。中国媒体现在的真实状态就这样，它是一种多元的，复杂的一种局面。我把媒体的现状给大家做了介绍。
我对中国媒体的看法与思考
第二点，我来介绍我的一些看法和思考。中国媒体是否会像香港媒体这样自由，这是不是应当成为我们的目标。首先，我们先说现实，我认为在客观上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中国的媒体不会变成《》，不会变成《纽约时报》，只要共产党在台上，这一天就不会有，我对此非常确信。我觉得大家喜不喜欢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事实是这样。媒体的状态是国家和地区政治状态的一种外在形式，媒体是跟这个地区的政治的实质性面貌是有关的，媒体的表现不可能离这个政治的现实跑的太远，它只能在一定的距离上往前走，带动着社会一起往前走，媒体我认为它是一个社会最活跃的政治力量，这也是应该这样的。中国大陆现实就是这样，你看媒体，南方系等等都是这样，《环球时报》也是这样，我们与南方系在不同的方向，我们主要在国际领域，他们在国内政策领域发声了，大家不太一样，但是大家都在往前闯，我们都闯不到我们理想的那个状态，这个理想的状态，媒体人的理想状态往往就是《华邮》、《纽时》，他们这些媒体人的那种状态。那么《华邮》、《纽时》这些媒体大家注意到，他们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媒体是西方发明的，并且在西方社会成长起来，它们的成长过程就是西方政治不断现代化的过程，是量体裁衣的过程，西方的媒体对应的是西方的政治现实，是一个量体裁衣的关系，而不是强扭的关系，所以西方的媒体跟它的政治是高度的适应的。
香港从美国的《华邮》、《纽时》学习了他们的样子，我们香港就办成了《》等等报纸，大陆的媒体我们也在学《纽时》，我们学《》，也学西方的，把他们当成一种理想状态学习他们，然后把他们的媒体引入到大陆这种现实中来。但是这时会面临一个问题，只要是非西方国家，传统的非西方国家，媒体引入到我们的社会中都会跟我们的社会政治现实发生一定的不适应性，一定程度的不适应性，有的这种不适应性强一点，有的这种不适应性弱一点，不论我们喜欢不喜欢，这是事实。香港社会是自由的，但是香港社会跟美国的那种社会是不一样的，香港过去是殖民地，现在回归中国，回归中国了以后我们是一个中国特区，上面还有一个中央，还有一个基本法来管理香港，而且还有一个人大释法的权力，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但是这是现实。所以当我们的媒体充分展示我们向《纽时》、《华邮》一样的工作的时候，跟我们现实就会发生摩擦，这种摩擦会比在美国的摩擦要剧烈一些。比如内地如果想学习《》，想学习《纽时》的话，那我们跟内地政府，跟内地现实就会发生更加剧烈的摩擦，我想说媒体的发展和改革都是一个博弈的过程，社会在前进，它是一种合力推动的状态。那么有一帮大陆自由派不断往前使劲推，他们是不会考虑国家大局面的，他凭什么要考虑国家大局面，他没利益，就是要考虑个人利益，我在市场上找到了实现自己影响力和利益的方式和角度，这很自然，每个人都会这样做，每个地区，每个机构都会这样做，那么他就这样做了。同时就会出现一个外力来对它进行平衡，逐渐他们之间进行摩擦，斗争，然后最后形成了一个社会的合力，这种合力在推动着我们。其实你说这个合力，在大陆，我客观的认为所有出现的很多事情当时我们在激烈的斗争，回过头一看它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西方在人权问题上压中国，我在西方这么说，我在国内也这么说，社评上也这么写，那再客观上有一定推动中国进步的作用，但是大陆上出了李小波这样的人，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必然性呢？我认为也有，所以这些因素就是朝一个方向推动了我们，朝这个方向使劲推。但是同时这种力量你回过头来看它在历史大的阶段中有一定的必要性和一定的进步的推动力。但是，他发挥这种正面作用必须是在有相反的力量制约它和它形成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的时候，这种正面的作用才有可能发挥，所以说这个就是当美国压中国人权的时候中国政府不能完全顺着美国来，顺着美国来怎么行呢？一顺着美国来中国就乱了，所以中国政府一定要维护中国的整个国家利益，然后有的话该听，他会琢磨我能够听，有的话他就给打回去，然后这就是不断的斗争博弈。
我在巴尔干当了几年记者，我有个深刻的印象，文化的融合和进步经常是在通过对立，通过斗争的方式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学习的方式实现的，很多是通过对立和斗争的方式实现了文化的融合和优秀元素的汲取，所以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我们媒体变化，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情况。所以中国的媒体不会变成美国媒体那样，但是我们会通过对立，通过摩擦，通过斗争，也有学习，各种各样因素，它很多好的元素会并到中国媒体当中来，但只要中国的政治形式，中国的宪法没变，那么中国的媒体一定会有中国自己的特点。喜欢，不喜欢，是另一回事，但你们必须认识到这就是现实。
媒体它一定要在这个社会中扮演自己的角色，我是这样认为的。中国媒体在这么多年当中，我们在不断变化跟着改革一路同行，非常艰辛，我们扮演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色。首先，我们是社会上最活跃的思想力量，很多东西从媒体上开始，虽然提出这些思想，在推动这些思想解放的过程中，我们的具体目的可能是复杂的，但事实上我们不断打破统一，打破一致性，给中国社会注入了很多很多的多元的因素。我们不断在努力，有时这种多元是社会需要的，有时这种多元是社会不需要的，但是这种对多元的追求和努力我们做了，这是整个中国媒体最主要的一个，我们扮演这样的角色，我们实现了这样的角色。第二，中国媒体在中国整个社会这种和谐，这种建设性，中国社会是需要和谐和建设性的，跟西方社会不太一样，西方社会各种力量不断对立，通过对立你也打不倒我，我也打不倒你，然后达到了一种平衡，中国社会是对这种和谐性和建设性有一种更多的依赖，我不能说本质上就必须是这样，但是确实更多是依赖，因为中国社会很大，很复杂，你看民族这么多，地域这么广，社会差距这么大，对于这种建设性和谐性确实有依赖。别光说领导逼着我们这样做的，或者我们有了这种意识也好，但中国媒体还是发挥了一定的建设性作用。中国媒体在这当中，在社会往前走的时候，我们跟社会往前走所进行的这些配合，我认为并不比西方的社会媒体更差，如果这么说，那就可以说我们完全自我否定，我们以前什么都没干，我们只要达不到你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的那种自由的水平，那我们就是一堆臭狗屎，我们就不行，我们完全自我否定了。但是事实是我们确实经历了很多艰辛，我们经历了很多不眠之夜，我们经历了很多精心肉跳，我们推动了社会很多问题的解决和进步，这些年变化多大，很多事情都是媒体推动的，国际的，国内的，都变了，比如以民为本，外交的这种民主化，那媒体做了很大推动，《环球时报》做了很多推动，我们的声音突然出现和外交部不一样的声音，过去有，外交部刚开始不适应，慢慢他们肯定会对我们提出一些要求，跟我们进行交涉，但是慢慢就适应了，这个过程是非常累心的。我经历过，《环球时报》经历过不堪回首的过程，就是我们要打破很多框框，冒很多风险，我们的报纸很多人不认同，那时候我们是官方批评，刚才还有一个媒体还问我说你们不就是官方的吗？你为什么批评香港很多事情，跟官方态度怎么一样呢，我说因为大陆人的基本态度和官方的基本态度基本是一致的，我非常遗憾的告诉大家。你说香港几个人占军营，那大陆人能高兴吗，所以这时候大陆媒体表达的意见跟官方意见确实就是一致的，只不过官方说话更加字斟句酌，我们说了就说了，能怎样。再比如说你们香港有人驱蝗，你们一驱蝗我们都成蝗虫了，心里不高兴吧，大陆政府也不高兴吧，那我们这时候就批评他，大陆政府可能比较客气，但我们媒体没这个义务客气，我们就放开嗓子就喊两声，这个东西跟立场是一致的，我们扮演那些建设性，我们推动了很多中国的进步，推动了很多事情往前走，大陆媒体应该说在这些方面我们并不输于很多西方媒体，我们没有西方媒体成熟，但是这个过程获得了成功，这个过程推动了中国这些年的进步，中国这些年还是在进步，经济发展了，但是我们也出现了问题，比如说雾霾，但是总的给中国打个分，咱们只要不戴有色眼镜客观的来评一评，《环球时报》办了二十几年，从都市报开始出现的这二十几年，看看这二十几年哪个国家在世界上综合社会发展谁得的分最高，中国肯定是最高的之一，很多国家各有各的好，但是中国确实没落在别人后边，你想一想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国媒体也做出了一分贡献，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中国媒体到底能不能变成《纽约时报》，该不该变成《纽约时报》，我觉得中国媒体你愿意也好，你要愿意就主动的探索一些中国自己的特色，在中国这是适应中国政治的一种做法。你要是不愿意那就被人们逼着你这样干，那你也得这么做，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事实就是这样。
关于香港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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