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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中国文化报》2013年5月22日第12版，作者：范亚湘，原标题：长沙老地图：揭秘抗日的故事
长沙东、北部重点乡镇和关隘都专门单独绘制了地图，连一条鲜为人知的羊肠小道都可以在地图里找到，“日军70多年前绘制的长沙地区地图，精密、详尽，有些地图至今还很准确”。1939年9月到1942年1月期间，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长沙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8年前，爱好收藏的市民成洋先生在一家古玩市场淘得30张侵华日军长沙地区地图。
涉及战略要地的地图都有编号并特别注明“军事机密”字样
30张发黄的老地图上大多有些水渍的痕迹。说起这些地图的由来，成洋告诉记者，8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家古玩市场转悠时，看到一位老人在兜售侵华日军使用的军用地图。“我想着这些地图不仅具有收藏价值，而且有警示和教育意义。就硬缠着那位老人，最终买了下来。”
30张地图中，有17张的背面有某测绘局收藏的印章和收藏文件编号。“这些地图当时既能作为民用地图，也可作为军用地图使用。”成洋淘得这些地图后，曾找到湖南省测绘局有关专家鉴定，专家们都称这些地图绘制真实可靠。“可见当时日军为侵略中国，在侦察和勘测上下足了功夫。”
这些地图主要涉及长沙城区和长沙、宁乡、浏阳、湘阴、益阳、沅江、平江、湘潭等周边地区。有长沙城区、青山市（今长沙县青山铺镇）、金井（今长沙县金井镇）等战略要地等10张地图特别注明了属于“军事机密”字样。同时，这10张地图也有编号，长沙城区地图的编号为“长沙九十一号”，宁乡县地图编号为“衡州一号”。
每一张地图上都注明了测图、制版和印制时间，如长沙城区地图就标明是中华民国8年（1919年）测图，昭和13年（1938年）制版等字样。测图时间最早的是中华民国8年，最晚的为中华民国26年（1937年），时间跨度18年。其制版和印制时间最早的为中华民国9年（1920年）5月印制，最晚的为中华民国34年（1945年）6月印制，时间跨度25年。其中，大部分地图在1936年至1938年印制。
“待地图印制完毕，日军发动了长沙会战。1939年9月，日军突破汨罗江和新墙河两道防线，从东、北两个方向直扑长沙而来，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成洋认为，日军前后发动3次长沙会战，绝对不是打到哪儿是哪儿这样简单，确实是依据早前准备好了的地图有备而来。
日制老地图用五万分之一比例尺标明橘子洲头东边对岸码头
30张地图上清晰地标示了不同区域的等高线、标高及战略要冲和交通要塞，就连散落的村庄、独居的农舍、山间羊肠小道、平地小沟渠及其通向何处等也无一不在标注之列，足以说明早在长沙会战前，日军就对长沙及其周边地区资源、文化、兵要地志进行了大量细致、隐蔽的侦察。
“长沙九十一号”地图标明了水陆洲（橘子洲头）东边对岸所有码头，其中，连接长沙东西两岸、位于橘子洲头上游（当时此段叫牛头洲）的渡口作了特别注明。地图用的比例尺竟是五万分之一，也即是说，地图上的1厘米等于实地500米。“在作战地图中，这是20世纪最精密、最实用的了。”湘江东岸的重要街道都作了标注，湘江西岸的一座山丘、一条小溪、一个村庄、一块水田、一条小路、一座庙宇、一片树林……都在图上画得清清楚楚。地名一律用汉字，山顶制高点和山腰等高线一律用阿拉伯数字标明了若干米，所有道路也都标明了分段里程……
在这张地图上，现在位于金源大酒店南边的小林子冲路的东端连接着梓园路。4月30日，记者依据这张地图，很快就从小林子冲路走到了梓园路。“可以说，长沙老城区的主要格局与当年没有什么变化，一些老街老巷都在这张地图里有标注。”成洋多次依照这张地图在长沙老城区穿行，“几乎没有失算过，不得不惊讶日制‘老地图’的精密”。
1942年1月1日凌晨5时，长沙东郊失守，日军开始集结兵力攻击阿弥岭阵地。战况非常激烈，激战中，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只能向侯家塘、小林子冲边打边撤，撤退中，日军居然从一条小巷奇袭抄了国民党军队的后路，致使一个营的国民党军队几乎全军覆没。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军与国民党守军在长沙城区的开福寺、上潘家坪、唐家巷、上大垅、湖积渡等处发生了激烈的拉锯战和巷战，而这些地名在这张地图上一眼就可以看到。
在这些地图中，有一大部分是紧邻长沙东、北两个方向的重要关隘和乡镇详细地图，如浏阳市的镇头镇、永安镇，长沙县的金井镇、安沙镇、梨镇等。三次长沙会战，日军都是从长沙东、北两个方向进攻长沙，几乎每次都是从这几个乡镇狂奔而来。
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一路从金井镇驻扎到了长沙东部永安镇，另一路从安沙镇打到了捞刀河镇。1941年12月31日正处在第三次长沙会战白热化阶段，日军第3师团一路急进，到达梨镇后，就直接徒步从磨盘洲渡过了浏阳河，兵临长沙城下。“这些都说明日军是依据长沙周边乡镇的地图发起进攻的。而且，每次战败后，他们也是依据这些路线有条不紊地后撤。”成洋说，他看过不少三次长沙会战的资料，发现日军进攻和撤退的路线“惊人的一致”。
日军是如何绘制长沙地区地图的，至今还是个有待破解的谜
据离休老军人章明回忆，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对八路军等部队限制提供地图，而且国内绘制的地图远没有日军地图精良，因此，从抗战时期起，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使用的作战地图，多是从日寇手中缴获来的。每次战斗打败日军，首先是抢占他们的电台，然后是搜缴他们的地图，缴枪倒是其次。“当时，缴获的日本军用地图范围很广，可以覆盖整个中国领土；数量也非常大，几乎每个团都可以配一幅完整的中国地图。”
长沙地区处于中国腹地，为什么日军能弄得一清二楚？日军的这些军用地图到底是怎样绘制出来的？这项庞大的工程是怎么完成的？成洋说，这至今还是一个值得研究、有待破解的谜。
当时侦察卫星还没发明，飞机高空摄影技术也十分幼稚。成洋猜想，日本人应该是主要靠手工操作的方式完成测绘。这就必须派遣大批特务间谍，收买汉奸，窥探五湖四海，窜遍中华大地，收集资料，窃取情报，年复一年，才能“大功告成”。
那时，国民党当局关防不严，国内护卫不力，也给了日寇可乘之机。“这种处心积虑、不惜一切的狂热，恐怕在世界间谍史上也是空前的，或许日本特有的‘武士道’和‘忍者’才有这股邪劲儿。”成洋说。
“作战地图本是日军的侵略武器，有了它们，日军才会对我国地形了如指掌，长驱直入，如入自家庭院。”时至今日，大批军用地图肯定还整套地在日本珍藏，只需借用最新卫星侦察手段加以修正完善，就可以制成符合我国现状的新版本了。
“收藏地图就是收藏历史的瞬间，妄改历史也罢，篡改教科书也罢，地图会原原本本地圈点出岁月的痕迹，战争铁证白纸黑字，这些地图为驳斥当前一些日本人否认日本侵华历史，又提供了一件历史铁证。”成洋如是说。
1882年日军就绘制了《清国湖南省图》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日本绘制中国地图、对中国进行军事侦察，始于1872年，即明治五年。日本学者小林茂的《外国地图——日本帝国的亚洲地图》、牛越国昭所著《对外秘密军用地图的潜入盗测——外国测量和村上笔记研究》对此有详尽记录。
1872年，日军池上四郎少佐潜入中国东北进行秘密侦察。包括地理、兵备、民政、人心倾向、语言、货币、物价等。1873年至1874年日本派桦山资纪、“汉学家”福岛九成等对中国沿海进行侦察测量，绘制了《清国渤海地方图》和《陆军上海地图》。1875年至1882年，日本军方完成了《清国北京全图》、《清国湖南省图》。1878年5月，“汉学家”岛弘毅第三次到中国，具体校正日本军用地图中的谬误之处。
1883年，日军参谋本部少佐梶山鼎介潜入中国绘制了鸭绿江至奉天（今沈阳）沿途地形图。甲午之战前的1893年以药商为掩护的日本间谍石川伍一到北京、内蒙古、张家口、大同、烟台和晋、豫、陕、鄂各省的主要城镇进行军事情报搜集，并测绘军用地图和兵要地志以及《辽东半岛沿海水深潮汐的资料》。1895年至1897年日本临时测图部对辽东半岛和台湾进行测绘。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等时期，日本更是大张旗鼓地对中国进行秘密测绘。
由此可见，从1982年日军派人到中国东北进行秘密侦察至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进而走上侵华的道路，日本为侵华进行的准备有近60年。
冈村宁次是偷地图的“高手”
除了偷测，侵华日军地图的另一个来源是偷窃。日本在侵华战争时期使用的军用地图只有极少量是日军自行测量、绘制的，绝大多数是利用偷窃、缴获中华民国测绘的地图翻版印制的。成洋收藏的30张侵华日军印制的长沙地区地图，基本上是根据中华民国当局测绘的地图而来。
日本侵华的最后一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就是偷地图的“高手”。
侵华战争爆发前，冈村宁次曾18次进入中国从事情报工作。他在其回忆录中说，当时中国各方都极珍视为数不多的军用地图，按极密文件保管，严禁出售，因而极难获得。在他给孙传芳当顾问时，孙及其手下的大部分指挥官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留学生。由于冈村宁次曾担任过他们的区队长，因此他们称冈村宁次为老师，极为尊重。1926年秋，蒋介石率军北伐。孙传芳在九江、南昌地区布防拦阻，连遭挫败。尽管孙传芳身边的人一再向冈村宁次咨询作战事宜，但军用地图却从来没给过他。
但是，机会终于来了。有一天，冈村宁次去最前线的南昌。当地的指挥官把华中中部地区1∶5万比例的地图全部借给冈村宁次，委托冈村宁次制定作战指导方针和计划。冈村宁次按其要求提出了计划方案，却把地图径直带回到九江的司令部。不久，孙传芳军节节败退以致全军覆没，仓促间，冈村宁次丢弃了所有的行李，却未忘记带上这套1∶5万比例的军用地图。回国后，冈村宁次把地图交给参谋本部，为此获得了一笔巨额秘密赏金。
此外，日本战犯佐佐木1923年在中国任顾问时，曾借机偷走200余张十万分之一广东、广西地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