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执行了30年的国家重点学科审批制度，正式宣告寿终正寝。近日国务院取消和下放的一批行政审批项目中，即包括了这一制度。很多教育专家和大学校长，开始站出来谈论重点学科审批制度的弊病，可以一二三四列好长的清单。（4月2日《人民日报》）
重点学科审批制度，导致了权力寻租、教育造假，统一的指标评审也使高校发展越来越“同质化”，失去了自身的个性。这其实是计划经济时代思维下的产物，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经济领域很多带有计划痕迹的审批事项，都已逐步被精简掉了。相较而言，高教领域的变化非常独特，一方面，是备受争议的以高校创收为目标的所谓市场化过程，让大学的公益属性渐失；另一方面，原本应交由专业评鉴的部分，却依然牢牢被行政机构握住，轻易不肯放手。
对教育的特殊重视，竟导致了高教更受制于历史的负累，难以向现代先进理念靠拢。
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初，对高校的整顿即早于第一个经济五年计划。因为对高校的机构改造，可以从源头上掌控教育的方向。
按当时的理性观念，一切都是可计划的，工农业的生产指标可以计划，学科的研究能力也可以计划。到改革开放以后，高校的去行政化和去指令经济道路，一直走得不如经济领域快速。究其原因，改革开放始于农业社会的全面停滞，所以在经济领域，农村承包到户的拨乱反正先于国企的改造。但人民公社的瓦解，却并不同时意味着农村集体制度的消亡。归根结底，改革者选择的是一种既维护观念正统，又解放生产力的路径。接下来针对国企的手术，采取的也是诸如“抓大放小”这样的模式，民营化蔚然成为风气，但总要有一些大型国企，国家愿倾注人财力于其上，将其做大做强。
教育领域，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始终未曾松懈。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考评，也掺杂了太多非教育因素。高校又不需直接承担创造GDP绩效的职责，主管部门想要证明领导有方，除了在那些非教育场域守住阵地外，就是要像扶植国企一样，树立典型。
重点学科审批制度和教育经费无节制向名校倾斜等，都是这种思维下的产物。教育的归教育，行政的归行政，在这种语境下是一件蛮难的事情。好在这个社会越来越开放，高校尤其不是一个封闭的城堡，学生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多元，行政权力对教育的过多干预，足以引发更大的反弹。那种外行评鉴重点学科的制度，最大的后果只能是拖中国教育和科研的后腿。
取消重点学科审批制度，在高校改革中相对容易，因为它更多是技术层面的变革。只因高校行政化过于严重，该制度才可以延续30余年未变。相信接下来会有更多类似的高校去行政化改革，不过让行政向高校做根本性的放权，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